峨眉山早期是道教尊奉的名山，即道教的第七洞天。佛教传人后，一度与道教并立，最后战胜道教，演为佛教的名山。东晋隆安三年(399)，高僧慧持人蜀，“观瞻峨眉，振锡岷岫”，受到了朝野上下重视，四方慕德，望风推服，所至成侣，峨眉佛教初具规模。进入唐代，峨眉佛教已经鼎立巴蜀，渗透成都。唐会昌法难和僖宗避蜀，大量僧人也纷纷人蜀，对四川佛教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宋南渡之前，中国佛教重地称五台、峨眉，“五台承唐之旧，峨眉则宋时始盛”，峨眉山佛教进入了兴盛时代。禅宗是峨眉山佛教宗教的主流，影响最大的是临济和曹洞二宗。许多禅僧来此山结茅，行禅语机锋之举，山上山下禅风迷漫，历经宋、明初，绵延不绝，到明万历年间，达到了鼎盛时期，时有寺院100余座，僧众达1700余人。明万历间，峨眉山佛教成为禅宗在西南地区的最大丛林。由于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峨眉山禅宗思想和普贤菩萨信仰相互融合，致使明代峨眉山佛教逐渐形成别具特色的峨眉山佛教文化。峨眉山佛教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奉《华严经》为主要经典，对其推崇备至

    对于《华严经》这部佛教经典，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它的编集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大约在公元2—4世纪中叶之间，最早流传于南印度，以后传播到西北印度和中印度。主要内容是指发挥辗转一心，深入法界，无尽缘起的理论与普贤行愿的实践相一致的大乘瑜伽思想。汉译实叉难陀的80卷本，主要讲菩萨的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法门行相和修行的感果差别，以及依此修行实践证得广大无量功德等，最后宣说诸菩萨依教证人清净法界、颂扬佛的功德海相等。中心内容是从“法性本净”的观点出发，进一步阐明法界诸法等同一昧，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无尽缘起等理论。在修行实践上依据“三界唯心”的教义，强调解脱的关键是在心(阿赖耶识)上用功，指出依十地而辗转增胜的普贤愿行，最终能人佛地境界即清净法界。

    峨眉山众僧对《华严经》的思想极其推崇。《峨眉山志》对此有记载，如别传禅师，陈以勤在《别传禅师塔铭》中写道：其视三界空华，如烟消冰释，了无呈碍，岂胶著教相者可同年语耶?……师于此等，若不措意，建创庄严，如救头然，何其大事了脱， 自在乃在。……且夫大乘法门，理事不二，即境融心，则大地山河，通达无碍。

    可见别传禅师对《华严经》的法界思想十分推崇。又如无穷大师，明万历年间的举人王在公在《无穷大师塔铭》中所记：又诣荆南，栖一禅寺，每日持华严三品，以为常课。师不善书，发心出血，请僧书《华严经》一部，以报四恩。书毕，曰： “未也”，又出血复书一部，见者无不嗫指。
　　
    无穷大师日课《华严经》三品，以血书写《华严经))两部，足见其对《华严经》的重视。再如妙峰和尚，《清凉山志》第三卷记载：次年同往五台， 卜居于北台下龙门之妙德庵。
　　
    越三年，各写《华严经》。憨山用泥金刺血和金写。其金纸，皆慈圣皇太后所赐。登则刺舌血和朱写。各以此报罔极恩。
　　
    妙峰和尚除了刺舌血写《华严经》，还通过建金顶铜殿来喻华严的法界思想。由于《华严经》对普贤和普贤菩萨思想进行了许多描述，而峨眉山是普贤道场，由此看来，峨眉山僧人推崇《华严经》就自然而然的了。
　　
    二、不留文字，注重行愿
　　
    峨眉山著名的僧人几乎都没有留下语录和专著，正如别传禅师说言： “吾宗本无言说，三藏法宝，尚系糟粕，更饶舌何益”。一方面是因为，峨眉山主要是以禅宗思想为主流，禅宗一贯不主张著书立说。另一方面是因为峨眉山是普贤菩萨道场，普贤菩萨注重“行愿”，因此，峨眉山僧人特别注重“行”。峨眉僧人的重“行”主要表现在为峨眉山造像建刹、修路架桥、植树造林等方面。别传、通天、无穷、妙峰四位高僧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峨眉山志》对他们的功德有较详尽的叙述。如别传禅师，他在峨眉山期间，兴建了铜瓦殿一座、板殿七间、板屋五间且绕以廊庑，装饰一新，振兴了十方禅院。又为峨眉顶铸铜像一尊，铜佛六十五尊，金光灿灿，供人们瞻谒参观。又为白水寺兴建伽蓝殿一座，铸铜像三尊铜钟一口，使其旧貌换了新颜。又为永寿寺和老宝楼各铸铜钟一口。其中老宝楼铜钟重达二万五千斤，是峨眉山最大的铜钟，世所稀有。同时，还为峨眉山修桥铺路，植树造林108000株，绿化峨眉，庄严佛土。又如通天和无穷师徒俩，在峨眉山共同修建了草庵寺、回龙寺、莲华庵、十方院、太子坪、法慧庵等寺庙。此外，无穷大师为峨眉山募造了一尊三丈余高的大悲千手观音铜像，为人瞻仰供养；又修建大佛寺来安置观音铜像和贮存朝廷所赐的《大藏经》；还兴建了一所楼高五级的慈圣庵，接待云水，以作光相寺之化城。妙峰和尚更是如此，他一生谦卑，无有我相，为法为人尽做善事。妙峰和尚一生共修建了蒲州万固寺、中条山栖岩寺、芦芽山永慈大华严寺、宁武万佛洞、太原永祚寺、五台山妙德庵、显通寺、龙泉关御茶庵、峨眉山永延华藏寺等大道场十余处。又铸造成了芦芽山七级万佛铁塔，修建了太原永祚寺十三级双塔、蒲坂东山唐圣僧舍利塔。复又兴建了陕西三原县净河桥、宣府大河桥、滹沱河大桥、五台山清水桥、等桥梁，同时，还在五台山石铺大路三百余里。上述佛寺建筑中的永延华藏寺、万佛铜殿就是妙峰对峨眉山佛教所做的巨大贡献。正因为这些高僧们带领峨眉僧人，四处募资，造像建刹，使得明代峨眉山佛教得到迅速发展，到明末，峨眉山共有寺庵108个，是南宋时峨眉山寺庙总数的五倍。
　　
    三、同五台山关系密切，交流频繁
　　
    峨眉山和五台山同处于中国西部，一个是普贤菩萨道场，一个是文殊菩萨道场。它们同九华山、普陀山一起被称为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在佛教中，文殊菩萨同普贤菩萨被誉为佛的左右胁。由于这些原因，峨眉山佛教同五台山佛教历来存在着一种兄弟般的亲密友谊和同志式的平等关系。所以他们历来就具有一种团结互助、友好往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友好情谊。如别传、通天、无穷、妙峰等高僧都同五台山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都为峨眉山佛教和五台山佛教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别传禅师曾在万历六年(1578)偕弟子镇沧和尚到五台山，瞻谒文殊金容满月，参礼文殊圣迹，弘扬理事不二、即境融心的大乘法门，将普贤行愿传于五台，且终老于文殊金色世界，为振兴佛教名山的文化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通天大师在来峨眉山之前原本就是五台山龙泉寺翠峰和尚的弟子。隆庆二年(1568)杖锡云游，人蜀礼普贤，栖于千佛顶的茅庵兰若。万历元年(1573)于天门石下构筑海会禅林，安止修行。通天大师在峨眉山有梵刹八所，禅侣千人海日坐禅礼佛，四时行经饭僧，使峨眉山道法日隆，声望倍增，普贤行愿遍及心佛众生。通天大师不仅将五台山道风传人峨眉，而且为峨眉山佛教的兴盛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无穷是通天的弟子，由于受其师通天的影响，一直倾仰五台山文殊圣地，后来在其师通天大师的指示下，不远千里，行乞五台山，瞻仰文殊圣容，巡礼五台山灵迹，日课《华严经》三品，以血书写《华严经》两部，供养文殊大圣。又同五台山僧人交流了“十玄六相，总在一画，圆融行布，刻破疑团。重重法界，现一毫端。有为无为，原无分别”。的华严法门，为两山佛教文化的交流与繁荣献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妙峰和尚原本是五台山护国圣光永明寺的住持，万历十七年(1589)妙峰奉“圣母所赐龙藏至鸡足山”供安。事毕，在归途中到峨眉山礼普贤菩萨，见峨眉山顶的铁瓦殿破落不堪，于是发愿造渗金普贤铜像和铜殿，1603年，铜殿和铜像完工被送至峨眉山顶。他所铸的铜殿代表了《华严经》中普贤菩萨的普光明殿，即普光殿，以此说明《华严经》的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和事事无碍法界的奥旨。他所铸的峨眉山金顶铜殿与五台山护国圣光永明寺的文殊铜殿，西南东北，遥相辉映。是一即二，二即一，表示了峨眉山佛教和五台山佛教亲密无间的友谊。
　　
    四位高僧为五台山和峨眉山佛教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深深影响着后辈僧众。至今，两山之间还保持着良好的情谊，相互间取经送宝，弘法传教，促进了两山佛教的发展。
　　
    四、在社会关系方面，同皇室、官僚士大夫保持良好的关系
　　
    明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利用宗教来维护其统治，佛教理所当然成为他们可利用的思想工具。而佛教界中的高僧大德自然也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别传、通天、无穷和妙峰四位高僧，德行高超，在佛教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也因此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认可。四位高僧同统治阶级中的皇室官僚士大夫关系十分密切。《峨眉山志》对四位高僧同皇室的官僚士大夫的密切关系有比较具体的叙述。如别传禅师，他深得皇帝的认可和高官的敬仰，《别传禅师塔铭》对此有记载：己巳，始出山，游京师，法誉弥振，内给赐金万岁牌一座，洎幡幢法物， 《华严经》二十四部。……己卯，十二月五日，无疾示化。朝廷遣内挡张暹刘砻，监视荼毗。……师之种树峨山也，内江赵文肃公，赠之氆氇衣。其航南海，观音大士示现云间，陆宗伯为作偈言。二公近世名卿，精谙内典者，契许若此，可以观师矣。
　　
    此外，在他募资修建铜瓦殿和普贤铜像、铜佛、铜钟等物时，也得到了许多官员绅士的支持。可见他与明皇帝和高官名卿的关系非常密切。又如通天大师和无穷法师，《峨眉山志》对他们同皇帝、王公大臣的关系也有许多描述，有关通天大师的载文是：……然是后道日增新，等心利物，海内英贤，参叩不绝。有内贵王公慈舟，苍明隐公等，同谒师，执弟子礼，披缁祝发，皆蒙法印。二公回燕都，闻于宫禁。万历丁亥，赐紫衣袈裟，及《龙藏》一部。复遣太监本张公，持送帑金，庄严经阁，以铁为瓦，敕赐额曰护国草庵寺，为今之圆觉庵，即初时安众地也。……掷笔而逝。弟子以龛贮之，特遣中贵云骨公，赍金五百两，修建骨塔。有关无穷法师的载文是：有广元王捐金造渗金大士三尊，奉师供养。……万历辛卯，同孙性宽，至北都，奏请慈宫，出帑金若干两，敕建大佛寺，……前后钦赐五大典一十二部，百吉幡二幢，圣母亲持《华严经》一部，《法华经》一部，皆宫锦装成，非人间所有。有梵僧持金书贝叶经一函，非中华物也。后圣母复赍金若干两置庄田百亩，以充两常住饭僧费，皆重师故，复赐师紫衣。
　　
    可见他们师徒俩同皇室，王公大臣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此外还有妙峰和尚，妙峰和尚一生功德无量，其募资所建的寺庙、佛塔、佛像、道路、桥梁数不胜数，这些募化来的资金主要来自皇室赏赐、拨款和高官名卿的捐资。如他修建三大名山的铜殿时，先后得到了沈王、大司马王公、税监丘公的资助以及神宗、圣母的大力支持。在妙峰法师逝世之前，明神宗敕封他为“真正佛子”，敕封到时，妙峰法师已经圆寂，神宗又赐金为他建塔。还发下皇令“凡登所有未完之工，悉令完之”。这些都足以说明妙峰和尚同统治阶级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别传、通天、无穷和妙峰四位高僧之所以能和皇室、王公大臣保持如此好的关系，时常得到他们的赏赐和捐助，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对高僧大德进行拉拢，利用他们加强对百姓的思想控制。另一方面则是四位高僧自身具备的高超的道行，无比的智慧，使统治阶级中的许多高官名爵被其所折服。也正是因为他们同统治阶级能保持良好的关系，使得他们能募化到足够的物力和财力，为峨眉山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明代之前的峨眉山佛教虽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地处交通非常不便的蜀地，加上它自身的硬件设施比较落后，在明朝前峨眉山道场的影响力不是很大，其声望在全国范围内并不高。明代是峨眉山佛教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是峨眉山发展成为四大名山之一的极其重要的时期，没有明代的迅速发展就没有今天峨眉山的辉煌。正因为如此，明代峨眉山佛教发展的特点大多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峨眉山佛教文化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