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对于峨眉山佛教贡献最大者当首推慧持大师，因慧持大师与峨眉山普贤崇拜的肇始密不可分。慧持（337-412），东晋名僧，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释慧持者，慧远之弟也。冲默有远量。年十四学读书，一日所得，当他一旬。普文史，巧才制。年十八出家，与兄共伏事道安法师。遍学众经，游刃三藏”.其一生的主要经历，可分为师事道安、随兄庐山、健康宏佛和入蜀传化四个时期，其历史贡献主要在于弘扬普贤行愿，对蜀地普贤信仰的传播和峨眉山普贤道场的形成，都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晋永和十年（354年），因“释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弘赞像法，声甚著闻”，慧远慧持兄弟“遂往归之”，经听讲《般若经》后“豁然而悟”，便“投簪落彩，委命受业”。而据“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可见慧持当初也为弥勒净土的信奉者。慧持在随兄庐山期间，实现了从信仰弥勒净土到信仰西方净土的转变。东晋太元年间（376-396），孝武帝与琅邪万司马道子嗜酒佞佛，京师健康发展成为中国佛教南方的一个重要中心。“（慧）持有姑为尼，名道仪，住在江夏。仪闻京师盛于佛法，欲下观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东安寺。”慧持在京师形成了通过普贤行愿以期往生西方净土的理念。讲说《法华经》无疑是慧持在健康宏法的重要活动，而其中的《普贤菩萨劝发品》定会引起他的特别关注。因为该品记述了如下的内容“普贤问佛，如来灭后，云何能得《法华》。普贤白佛，凡持此经者，必得守护。”因《法华》以为一切众生皆能成佛，再结合慧持向往西方极乐净土的信仰，以至产生通过普贤行愿以期往生西方的观念实属自然。可能正是这样的理念，促使他离开繁华的京师，“还山”后又溯江西上往蜀地传化。慧持因“闻成都地沃民丰”，故“志往传化”，遂于晋隆安三年（399）辞远入蜀。“本欲栖柄峨眉之挹，观化流沙之表，不能负其发足之怀，便束装首路。…………遂乃到蜀。”慧持至成都，“止龙渊精舍。大宏佛法，井络四方，慕德成侣，刺史毛璩雅相推 ”，很快就在蜀地获得崇高威望。其时，“有沙门慧岩、僧恭，先在蜀地，人情倾盖”，“恭公幼有才思，为蜀郡僧正，岩公内外多解，素为毛璩所重”，“及持至，皆望风推服。有升持堂者，皆号登龙门”。慧持在蜀地赢得的声望，连后秦弘始三年（4001）入关的译经僧鸠摩罗什，也“遥相钦敬，致书通好，结为善友”。慧持因深入阐发《法华》经义而在蜀地获得崇高威望，也使得普贤信仰与普贤崇拜很早就在蜀地流传开来，而慧持在蜀地弘扬普贤行愿的最重要结果，是对峨眉山佛教发展方向所产生的影响，即使峨眉山佛教走上了普贤崇拜的道路。 　　 　　由于慧持“观瞻峨眉”，且得到刺史毛璩帮助，峨眉山为弘扬普贤信仰而得以建立供奉普贤的佛寺。其寺之名，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嘉定府·景物篇》中有如下重要线索：“前代于峨眉创寺六”之一“普贤寺，旧称普光寺”。据此分析，宋之“前代”当指盛唐，当时峨眉山普贤崇拜大兴，而“旧称”则可认定为非指短暂的隋代与动荡的南北朝，而是指东晋。至于“普光寺”源于晋译《华严经》中的“普光法堂重会”一品，说的是普贤行法以显示佛陀因行果德的内容，恰与慧持弘扬普贤行愿行动一致。 　　 　　慧持在峨眉山建“普光寺”，历史即以其为机遇点将峨眉山推上了作为普贤菩萨道场的发展道路。峨眉山被尊为普贤菩萨道场后，全山逐渐由道改佛。唐宋以后，佛教在峨眉山日趋兴盛，明清之际达到极盛，先后有梵宇琳宫、大小寺院200余座遍布山峦茂林间。峨眉山也被人们奉为“佛国仙山”，与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并列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声名远播海内外。宋、明以后，先后有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友人慕名送来佛像和贝叶经等珍品。清末峨眉山佛教一度衰微，加以山地潮湿多雨，原有寺院多破败，至民国年间所存不及半数。当代峨眉山佛教与佛教文化旅游则大为兴盛。 　　 　　人类文化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扬弃、不断充实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峨眉山历史文化是这种积累的一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峨眉山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佛教文化瑰宝，也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不少文物和寺院建筑对人们认识与了解佛教及其历史和人类文化发展史都是十分有益的。佛教传入峨眉山后，融汇了巴蜀文化、先行传入的道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部分内容，形成具有鲜明巴蜀特色的峨眉山佛教文化，留下大量宗教学、社会学方面的实例，值得学术界进一步研究。佛教及其广大信徒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和名胜古迹，而且在客观上开发、建设并保护了峨眉山，为峨眉山称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和重要财富做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