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拙作《汉代佛教传入四川途径新探》（载《成都文物》2003年第一期）中，认为四川的佛教很可能早在西汉时期就由比“丝绸之路”还早三百多年的蜀—身毒（音yandu，du古印度的音译）传入，即由古印度穿过缅甸再经云南，最后到达四川。　　

    西汉时期的峨眉山，还是“夷獠蛰居之地，山中荆榛遍布，野兽放逐其间，未可得而游也”（见清顺治年间翰林院修撰蒋超所所著《峨眉山志》），远离繁华都市和川滇大道，故佛教的传入要比省内交通要道上的成都、乐山、彭山、蒲江、南充、绵阳、芦山、大邑、新津等腰三角形地晚一些，但至迟也应在东汉之际。　　

    由于峨眉山于今尚未有汉代佛教文物出土，因此，笔者只有根据史籍进行考证。　　

    清顺治年间武英殿大学士胡世安（1593-1663年，字处静，别号菊潭，四川省井研县人，曾四任礼部尚书）所撰《译峨籁宗镜记》云：“汉永平癸亥（公元63年）六月一日，有蒲公者采药于云窝，见一鹿迹如莲花，异之，追至绝顶无踪，乃见威光焕赫，紫气腾涌，联络交辉成光明网，骇然吧曰：‘此瑞希有，非天上耶！’迳投西来千岁（宝掌）和尚，告之。（和尚）答曰：‘此是普贤祥瑞，于末法中守护如来像教，现相于此，化利一切众生。汝可诣腾（迦叶摩腾）、法（竺法兰）二师究之。’（蒲公）甲子（公元64年）奔洛阳，参谒二师，具告所见。（二）师曰：‘善哉！希有汝等，得见普贤真善知识。昔我世尊，在法华会上，以四法付之：一者为诸佛护念，二者植重德本，三者入正定聚，四者发究一切众生之心。普贤依本愿而现相于峨眉山也。’”稍后的蒋超（1624-1687年，字虎臣又字绥庵，号华阳山人，江苏省金坛县人）赞同这一说法，他撰辑的《峨眉山志》在引用了这段史料后，补充道：“蒲公归而建普光殿”。　　

    与胡世安、蒋超同时代的明万历年间进士，四川按察使曹学全（1574-1647年，字能始，号石仓，福建省闽候县人）在其所撰《蜀中广记》一书中，亦有类似的记载，限于篇幅，兹不赘引。　　

    胡、蒋、曹三人均是进士出身，知识渊博，治学谨严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其中蒋超还是顺治四年（1647）会试探花（一甲第三名进士），后于康熙十一年（1672）春在峨眉山伏虎寺出家为僧，法名“智通”。　　

    峨眉山有志，始于胡世安之《译峨籁》。胡氏为写这部书，曾于明代万历、天启、崇祯三代皇帝时期三次登临峨眉山，加之他的故乡井研县距峨眉山仅50公里，对峨眉山历史的了解自非常人可及。但《译峨籁》的不足之处是失之过略，多有阙失。稍后的蒋超弥补了这一缺陷，他长住山中，又参加过清代第一部《四川总志》和《峨眉县志》的自修工作，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故其所撰《峨眉山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有关峨眉山人文的宝贵史料，三百多年来一直为海内外学者所重视。　　

    胡、蒋、曹三人的廉洁，得到清初至今多数人的赞同。晚清同治二年（1863），朱庆镛所撰《嘉定府志》（乐山市中清代为嘉定府治，峨眉为其属县）云：“蒲公建普光殿于峨眉山，奉愿王经，群寺之冠，莫先于斯。”1985年上**化出版社的《中国四大佛山》（郑石平等人编著）云：“东汉永平六年（公元63年），当地有隐士蒲公登山采药。……（他从洛阳回到峨眉山后），在华严顶下鹿迹现莲花处创建初殿（海拔1740米），以看到佛光的金顶上创建祖殿（海拔3077米），亦名光相寺，此二殿为全山寺庙之始.198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胜词典》峨眉山条云：“山上寺庙创建于东汉。”　　

    实际上，蒲公看到的“佛光”就是“峨眉十景”之一的“金顶祥光”，古名“光相”，现在人们仍可时常见到。由于明代以后峨眉山寺庙火灾频繁，加之人为破坏严重（如1972年4月金顶大火，1890年金顶大火，烧毁文物数以万计），侥幸保存下来的文物已经很少了，这是非常令人痛惜的！　　

    当然，不同意胡、蒋、曹三人说法的学者也有，如前东南大学校长蒋维乔先生（1873-1958年，曾任上海光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二十余年）在所著《中国佛教史》中说：“东汉时期，来华天竺僧只有8人，他们忙于在洛阳白马寺翻译佛经，不可能来蜀地传教。”但蒋先生只注意到了四川佛教北传途径，即由洛阳经长安再翻越秦岭传入，或是从西域经敦煌直接输入。限于时代，他学未留意到汉代四川佛教还有一条南传途径，即蜀身—毒道，目前史学界又称为“南方丝绸之呼”。如此，蒋先生的论断就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了。　　

    东汉之际，中国早期佛教还没有形成其独特的哲学理论体系，而是与黄老道术和神仙方术相混杂，神佛不分。正如四川大学宗教学博士生导师卿希泰教授在所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第一版）第一卷第304页所说：“汉代有不少人把佛教看作是神仙方术中的一种，或称之为‘浮屠道’，而与黄老道等量齐观。”当时蜀中图谶数术之学和黄老道术盛行，东汉天现道的创始人张道陵（公元34-156年）就在与峨眉山毗邻的洪雅县瓦屋山易俗乡五斗观创道，后在双洞溪为民降蟒时不幸遇难世寿122岁。至今瓦屋山仍保留着原始五斗米道的习俗，留有张道陵降蟒图。故卿希泰教授在2000年3月对瓦屋山进行考察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瓦屋山是中国道教最重要的发祥地，而且极有可能是发源地。峨眉山最初也是道教仙山，北宋真宗赵恒天僖年间（1017-1021）张君房编撰的《云笈七笺卷二十七》云：“道教有三十六洞天，峨眉山为第七洞天。又据前述之《峨眉山志》和《四川风物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二版）记载，至迟在东汉初期，峨眉山已有道教。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佛教徒（当时中国尚无出家僧人）闻名蹑道士之后而上峨眉山传教，完全可能。　　

    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关于普贤菩萨，在佛教经书里说法不一。如《小乘经》云：“妙庄王有三女，长文殊，次普贤，再次观音，一子为地藏王。”《悲华经》云：“有转轮圣王，名无净念（即阿弥陀佛）。王有千子，第一太子名不昫，即观音菩萨。第二王子名尼摩，即大势至菩萨。第三子名王象即文殊菩萨。第八子名泯图，即普贤菩萨。”《大乘经》云：“普贤入山求道，饥寒病疠，枯坐蒲团，是曰普贤。普贤者，苦行也，苦行而得道，是曰普贤。文殊者，智慧也，有智慧而见下界愚蠢，如鸟投罗，如蛾赴火，遂生慈悲心。观音者，慈悲也，因慈悲而生普救心。地藏者，发愿也，”由此看来，普贤文殊观音地藏是佛教从苦行到救世的阶段。与此相应，峨眉山被称为普贤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山西五台山被称为文殊菩萨的道场，浙江定海县舟山群岛的普陀山被称为观音菩萨的圣地，安徽青阳县的九华山被称为地藏菩萨应化度生的道场，并称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　　

    四川大学宗教学博士生导师陈兵教授在其编著的《现代佛学小辞典》（成都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中注释道：“普贤菩萨为梵文Samantbhadra（三曼多跋陀罗）的音译，双译遍吉，为遍一切处而妙善义。乃大乘经所说大菩萨，专表德行，与文殊菩萨同为释迦牟尼佛的辅弼，密号真如金刚或金刚萨埵，谓为大日如来的候补菩萨。一般为菩萨相，肉白色，天衣天冠，骑六牙白象，被认为专司悔业障。”今峨眉山万年寺（始建于东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四年，即公元400年，当时名白水普贤寺）尚存北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五年（980）御赐黄金三千两铸造的普贤骑六牙白象的铜像。高7.4米，重约62吨，为目前国内极为罕见的珍贵文物。普贤头戴五佛金冠，身披袈裟，手执如意，庄得肃穆，结跏趺坐于象背莲台之上。大象造型逼真，神态生动，四肢健壮，足踏莲花，象鼻长垂，目视前方，似欲启步远行。　　

    为什么要选六牙白象作为普贤菩萨的座骑呢？这主要是因为古印度盛产大象，被人们当作常用的交通工具，同时大象性情温顺而威力巨大。中国佛教天台宗开山祖师智顗大师（538-597年）所著《摩诃止观》：“言六牙白象者，是菩萨无漏六神通。牙有利用，如通之捷疾；象有大力，表法身负荷。无漏无染，故称为白，六牙象征六神通（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姚秦弘始八年（406），被誉为中国佛经翻译事业的两大巨匠之一的鸠摩罗什（343-413年）译成《妙法莲华经》。该经中的《普贤菩萨劝发品》云：“是人若行若立，育此经，我尔时乘六牙白象，与大众菩萨，俱诣斯所，尔自现身。”　　

    蒋超《峨眉山志》引用东晋义熙十四年（418）天竺僧人佛驮跋罗（359-429）在扬州（今南京）道场译出的《华严经·菩萨住处品》：“西南方处有光明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贤胜（普贤），与其眷属（门人）三千人，常在其中而演说法。”以此证明峨眉山为普贤道场。他们把峨眉山称为光明山或银色世界，是因为峨眉山白天有佛光，夜晚有圣灯，一片光明。　　

    历史上在峨眉山修行弘法的僧人，多属禅宗。此宗向往山林，自耕自食，对社会依赖性不大。由于古印度佛教并无禅宗这一宗派，所以它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的“教外别传”的宗派。该宗开山祖师是南朝梁武帝萧衍普通元年（520）来华的印度僧人菩提达摩（?-536年）。达摩的剃度弟子僧副（亦作道副）欣慕岷岭峨眉之胜，于普通三年（522）趁萧渊藻出镇蜀郡时随从入川，登峨眉山，从而使禅法传入蜀地。到了六祖慧能（638-713年，他实际上是中国禅宗的真正始祖），创立了一个从佛性论到解脱论和修行观都最具中国特色的完整的佛教思想体系，禅宗正式形成，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之学密切结合，浑为一体，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成为李唐以来独步天下，历久不衰的中国佛学思想的主体。祖国文化的各个领域，无不因其熔铸而生机勃发。据宋代释迦普济撰《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版）和《峨眉山志》记载，慧能禅系的著名人物黄檗希运（765-850年）、南泉普愿（748-818年）、赵州从谂（778-834年）均曾参礼峨眉。　　

    在峨眉山住持道场的禅师，起初多为慧能的得法弟子青原行思（?-740年）的法嗣。　　

    例如：唐末白水普贤寺白水和尚为青原下四世夹山善会（803-811年）法嗣。黑水寺慧能和洞溪山戒定二禅师为青原下五世洛浦元安（834-898年）法嗣。五代十国时期光相寺黄龙继达、华严寺昌福达道、黑水寺黑水和尚均为青原下七世黄龙诲机法嗣。　　

    黄檗希运传法给临济义玄（787-867年），义玄开创了临济一脉，门叶极其繁荣，蔚为一大宗派。义玄数传至石霜楚圆（9887-1040年），楚圆传法给黄龙慧南（1002-1069年）、杨歧方会（992-1049年），黄龙、杨歧二派法系很盛。曾于峨眉山华严寺落发受具的昭觉纯白禅师（北宋四中中江县人），即是黄龙慧南徒孙。北宋末的白水普贤寺宗月禅师为黄龙慧南曾孙。灵岩寺（为峨眉山六大古寺之一，在今高桥镇）徽禅师（南宋初人）为慧南四世孙，其徒慧远化海则为五世孙。黄龙派法脉仅仅传了六十余年，至南宋初年遂湮没无闻，于是杨歧派法脉成了临济正宗。杨歧方会曾孙圆悟克勤（1063-1135年）之徒蜜印安民，曾住持峨眉山保宁寺、华藏寺、中峰寺。安民之徒别峰宝印（1109-1191年）则驻锡中峰寺十五载之久。明代曾住持白水寺的慧宗别传禅师（1499-1579年），乃无际明悟曾孙。清初伏虎寺住持可闻海源（1631-1700年）得法于成都昭觉寺丈雪通醉（1610-1693年）大峨寺紫芝藏禅师得法于永川白水寺灵筏印昌（1608-1665年），二人均为梁平县双桂祖堂破山海明（1597-1666年）徒孙。华藏寺舒光照禅师得法于大冶况，为破山海明曾孙。　　

    青原行思传法给石头希迁（700-790年），希迁传法给药山惟俨（751-834年），惟严传法给去岩昙晟（782-841年），昙晟传法给洞山良价（807-839年），良价与其徒—曹山本寂（840-901年）建立了曹洞宗。晚唐峨眉山白水普贤寺本仁禅师为洞山良价之徒，西禅和尚、布水岩和尚均为曹山本寂之徒。白水玮禅师为云居道膺（848-902年）之徒，洞山良价法孙。唐末峨眉山棋盘寺东汀和尚为曹山慧霞之徒，曹山本寂法孙。明代遍融真圆会异僧于九老洞，传曹洞宗，为不二际法嗣。　　

    石头希迁又传法给天皇道悟（748-807年），道悟传法给龙潭崇信（780-850年），崇信传法给德山宣鉴（782-865年），宣鉴传法给雪峰义存（822-908年），义存传法给云门文偃（864-929年），文偃创立了云门宗。五代十国时期峨眉山黑水寺住持双峰竟钦（910-977年）、龙池大乘二禅师均为云门文偃之徒。宋初延福院罗汉和尚为香林澄远（907-987年）之徒，黑水寺承璟（907-987年）和尚为德山缘密之徒，二人均系云门文偃法孙。　　

    峨眉诸寺，惟毗卢殿（今合并于万年寺）曾设坛传戒，为十方丛林，有传法派系。为临济宗雪峰祖定派。其余皆剃度法派，以临济宗为最多。其中临济正宗为碧峰下第七世突空智极派，其谱系为：“智慧清净，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心源广续，本觉常隆，能仁圣果，常演宽宏，惟传法印，证悟会融，坚持戒定，永纪祖宗。”金顶华藏寺、仙峰寺（九老洞）、洪椿坪（千佛禅院）、广福寺、大坪（净土禅院）、牛心寺、清音阁、雷凌晨寺等皆属之。明代以后，又有临济支派，其谱系为：“性圆觉本，法乃心中，智真了悟，祖道辉宏。”金顶卧云庵、永庆寺、华严寺、大乘寺、中峰寺、伏虎寺、纯阳殿、报国寺等皆属之。　　

    其次为曹洞宗，即贾菩萨万安派，其谱系为：“广从妙普，宏胜禧昌，继祖续宗，慧镇维方，圆明净智，德行福祥，澄清觉海，了悟真常。”万年寺、长老坪、金龙寺、慈圣阉、初殿、洗象池天花禅院（包括其下院乐山乌尤寺）等皆属之。　　

    六祖慧能之徒南岳怀让（677-744年）传法给马祖道一（709-788年），道一传法给百丈怀海（750-814年），怀海传法给沩山灵祐（771-853年），灵祐与其徒仰山慧寂（814-890年）创立了沩仰宗。五代十国时期，峨眉山观心坡寺庵皆属该宗。其谱系为：“慧继妙真恒，心空悟上乘，续宗宏法远，万古耀莲灯。”　　

    最后，附带说一下峨眉山得名之始。一般人总以为“峨眉”之名，以西晋著名文人左思之《三都赋·蜀都赋》中的佳句“引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为最早。但笔者曾阅西汉著名辞赋家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的《蜀都赋》，中有“南则有犍潜夷，昆明峨眉”之句。则“峨眉”之名，至迟在西汉末年即已出现，此《三都赋》（文成于晋武帝司马炎时期，即（266-290年）还早三百年。另外，西汉初年的今文《尚书·夏书·禹贡》也提到“梁州之山四”，即“峨、嶓、蔡、蒙”，录此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