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瑞金医院断断续续住院长达半年之久，半年之内接触了大概三五十个病友。开始住院那阵儿，癌痛难忍，自顾不暇，后来不是那么痛了，就开始在病房聊天。 　　

　　我读了两个硕士、一个博士的课程，社会统计、社会调查这两门课，我不知道前后重复修了多少遍。幼功难废，故技不弃，自觉不自觉地在病房聊天时，我就会像个社会调查人员一样，以专业、缜密的思维开始旁敲侧击问一些问题。这是自发的科研行为，因为我一直想搞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容易得癌症。有时候问到兴头上，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潜伏”在癌症病房里的青年研究学者。然而无比讽刺的是，我不过是一个“潜伏”在青年研究学者中的癌症病人。

　　长期潜伏所做的抽样调查，让我有足够的自信去推翻一个有关乳腺癌病人性格的定论——乳腺癌病人并不一定是历经长期抑郁的。可以肯定地说，乳腺癌病人里性格内向阴郁的太少太少，相反，太多的人都有重控制、重权欲、争强好胜、急躁、外向的性格特征。而且这些病人都有极为相似的家庭经济背景：她们中很多人都有家族企业，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厂里，老公像皇帝身边的答应，她们一朝称帝，所有事都是自己说了算。家庭经济背景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来瑞金医院治病的人，尤其是外地人，没有强有力的经济背景，是不太会在这个医院久住长治的。 　　

　　身边病友的性格特点不禁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性格。我很喜欢自己的性格，即便有次酒桌上被一个哥们儿半开玩笑地说我上辈子肯定是个山东女响马，也并不以为然。我从来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生病后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性格确实有问题：太过喜欢争强好胜，太过喜欢凡事做到最好，太过喜欢统领全局，太过喜欢操心，太过不甘碌碌无为。 　　

　　简而言之，是我之前看不穿。 　　

　　我曾经试图用三年半时间，同时搞定一个挪威硕士学位和一个复旦博士学位。然而博士毕竟不是硕士，我拼命努力，最终没有完成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恼怒得要死。现在想想，就是拼命拼得累死，到头来也只是早一年毕业。可是，地球上哪个人会在乎我早一年还是晚一年博士毕业呢？ 　　

　　我曾经试图做个优秀的女学者。虽然我极不擅长科研，但是既然走了科研这条路，就要做出个样子。我曾经的“野心”是两三年搞个副教授来做做，于是开始玩命发文章、搞课题，虽然对实现做副教授的目标后该干什么，我其实非常茫然。为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人生目标的事情拼了命扑上去，不能不说是一个傻子于的傻事。得了病我才懂得，人应该把快乐建立在可持续的长久的人生目标上，而不应该只是去看短暂的功名利禄。 　　

　　我天生没有料理家务的本事，然而我喜欢操心张罗。尤其生了儿子当了妈之后，心思一下子缜密起来，无意中成了家里的CPU。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情，什么事应该找什么人去安排等等，统统都由我处理决断。病前一个月搬家，老公光头梦游一样一无所知，感慨怎么前一夜和后一夜会睡在不同的地方。 　　

　　病后，我才突然发现光头并不是如我想象的那样，是个上辈子就丧失了料理日常生活能力的书呆子。离开我地球照转，我啥都没管，他和儿子都活得好好的，无非是多花了几两银子而已。可是银子说穿了也只是银子，CPI上涨，通货膨胀，我就是一颗心操碎了，三十年后能省下多少呢？假如爹妈三十年前有一万元，基本上堪比现在的百万富翁，可是实际上现在的一万元钱还买不了当年五百元钱的东西。 　　

　　生不如死、九死一生、死里逃生、死死生生之后，我突然觉得一身轻松。不想去控制“大”局“小”局，不想去多管“成”事“淡”事，我不再有对手，不再有敌人，我也不再关心谁比谁强，课题也好，任务也罢，暂且放着。 　　

　　世间的一切，隔岸看花，云淡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