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三字经》略解
作者：（明）吹万老人等
二、中国佛教
5 佛法东传
汉明帝，梦金人，
［汉明帝］（２８—７５）：东汉皇帝刘庄，在位期间（５８—７５）重视中外文化的交流，好神仙奇异之事，遣使臣建迎请西域天竺僧人来华传布佛教，又下令在洛阳建白马寺安置来华僧人，是为汉地第一座佛寺。后人往往将汉明帝时代视为佛教正式入华之始。［梦金人］：据史载，汉明帝永平七年（６４），明帝夜梦金人飞入殿庭，第二天帝问梦于群臣，太史傅毅回答说，陛下所梦的是西方之神，名叫佛。于是明帝派中郎将蔡愔等十八人到西域访求佛道。十年（６７），蔡愔等于大月氏国遇中印度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并请得佛像经卷，以白马驮还洛阳。帝特为之建白马寺供他们活动。
求圣教，遣蔡愔。
［蔡愔］：汉明帝时中郎将（一说郎中），具体事迹及生卒年月不详。史载明帝曾以愔为使臣往西域访求佛道，请得天竺僧人及佛像经卷来华。
腾、兰来，经像至。
［腾、兰］：腾指迦叶摩腾，亦叫摄摩腾、竺摩腾，略称摩腾。兰指竺法兰。汉明帝永平年间两人受明帝使臣蔡愔等礼请来华传法，在洛阳白马寺共同译出《四十二章经》。据传，摩腾死后，竺法兰又译出《十地断结经》、《佛本生经》、《法海藏经》、《佛本行经》等。
初译经，《四十二》。
道教徒，兴恶念，
请焚经，为试验。
道经毁，佛经全，
光炽盛，耀人天。
善男女，皆生信，
求出家，期亲证。
建十寺，安僧尼。
［“道教徒”至“安僧尼”十四句：此内容出自《汉法本内传》，讲述佛教传入初期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与道士斗法争比高低的故事；永平十四年（７１），五岳道士褚善信等一千余人上表请求与佛教僧人比法角试，辨别真伪。得到朝廷批准，并建筑了三个高台，分别放置佛经或道经。道士自称道经逢火不焚。然后待点火焚烧后，道经顷刻间烧成灰烬，而佛经却光彩夺目，纤毫无损。“道士相顾失色，大生怖惧”。于是摩腾又跃身飞空，广现神通这时天乐齐鸣，宝花纷落。周围观看者无不感悦动容，一致请求竺法兰宣说佛法要旨。兰即随机说法，赞叹学佛功德。于是，有司空阳城侯刘峻等千余人出家，四岳诸山道士吕惠通等六百余人出家……希望亲证圣果。汉明帝便允准众人所请，下令建造十座寺院，其中七座建于城外安置比丘（男僧），三座建于城内安置比丘尼（女僧）。
三宝备，始于兹。
［三宝备］：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佛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也泛指一切佛；法即佛法，包括佛教教义及法门；僧即僧伽，指能继承、发扬佛法的出家人。备是具足的意思。谓佛教必须三宝具足才算成立。
溯源流，知宗派，
宗有十，分大小。
讲解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已很难确定，比较多的一种看法是以汉明帝梦感金人遣使求法故事和为佛教传入的标志。当然，汉地人士与佛教的接触肯定还要早得多。
佛教在中国的开展，是以佛典翻译事业为起端的。汉末佛教之翻译，可分二系：一为安世高系，安世高精于禅法，所译经典即以此为主；另一支是支类迦谶系，支所译经典以大乘般若学为主。从初期佛经翻译的特点看，汉人对佛教的认识是比较粗浅的，如汉魏之际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盛行，佛教传入，世人遂认佛也是一种“神”，视佛法之旨在“清虚无为”，其许多佛教概念也多用道家名词来翻译等。另一方面，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采取一种迎合的姿态，如康僧会以儒家“五常”概念释佛教的“五戒”等。
魏晋时期，玄学成为学术文化的主流，此时正是般若学在中国刚刚兴起之际。般若学与玄学在义理旨趣上有许多相近之处。于是，佛学与玄学合流，名僧与名士相交游，成为当时文人社会和思想学术界的一大特色。在一批般若学者中，有援用玄学家的思想来解释般若学的；有袭取般若学中某一方面的理论，结合玄学而加以阐发的。凡此，皆旨在推动佛学的传布。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以研习和弘传佛法为己任，抱有使命感的学僧，孜孜于探寻佛教的精义，以求佛法之真和在中国的独立地位。
另外，随着大量印度和西域传道者来华传播佛教，及汉地西行求法者携持大量的佛经回国，各类佛教典籍（尤其是大乘经论）被较系统地译介出来，遂使佛教义理在中国得以全面展示。约在东晋东南朝时期，佛教界出现了以专门研习弘传某一部或某一类佛教经论的义学僧人和学派。如以专研《涅槃经》为主的“涅槃师”，以探究三论学的“三论师”，有以弘传《成实论》为主的“成实师”，等等。这些学派的产生，不但促进了中国佛学的发展，其对隋唐以后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也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佛教初入华时，朝廷并没有予以特别的重视。佛教作为一种异域文化，自然不会得以朝廷特别的支持和扶植。汉魏之世，朝廷虽然允许来华僧人从事宗教活动，但却明确规定汉人不得出家为僧。据传，中国最早的出家人是汉末的严佛调，但此时汉地戒律未全。至曹魏时代，颍川朱士行在洛阳登坛受戒，是为中土正式出家为僧的第一人。从史料上来看，开汉人得以出家之禁是三国以后的事。中国佛教有大批汉地僧人的出现是在两晋时代。
由于佛教的迅速发展和僧人剧增，佛教与世俗社会和现实政治间的矛盾开始日益上升，而有中国佛教的一种特殊产物——僧官制的产生。僧官制度是政府特为管理佛教而设立专门机构的制度。僧官制度的出现，反映了佛教的发展已有相当大的规模，僧伽的力量已使朝廷不得不重视；同时也说明了佛教与现实政治之间在寻找共存方式上的努力。僧官制度对佛教的生存和发展虽有许多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存在以世俗权力干扰、压制佛教的问题。
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与中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不仅存在于政治上，同时还表现在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上，且以后者更加突出，对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影响也更大。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矛盾主要是儒、道两家。相对而言，佛教与道教的冲突是浅层次的，且作为两种宗教文化，由于佛教在思想义理等各方面都高出道教，所以道教未能遏制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势头，或改变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方向。反过来，道教却从佛教那里资取许多养料充实自己，这在以后的道教理论、组织乃至修行实践等方面都能得到充分的反映。
儒佛之间的矛盾冲突相当复杂，表现在各个层面上。早期儒家虽然对心性之学及生死灵魂“六合之外”的问题存而不论，不予深究，但由于儒家对现实层面的关注，其在世俗文化方面的思想理论却十分丰富和全面。佛教不能脱离现实谈生存、求发展。矛盾是不能回避的，佛教在与儒家文化的冲突交涉中，采取的是积极态度，并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如三国时的康僧会，以儒家的“五常”配合佛教的“五戒”，提出“五教治政”的思想，首创佛教仁道说。东晋初的佛教领袖道安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观点，为后世如何把握好佛教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条颇有启迪的思路。继道安之后的庐山慧远大师，在所撰《沙门不敬王者论》、《三报论》、《明报应论》等一系列著作中，对佛教道统与政统之间各自的价值和尊严给予明确的划分，一方面坚持佛教的独立性，同时又承认世间政治在现实世间的权威性，十分透辟地揭示了佛教礼制和儒家礼仪的异同和各自的特质及存在意义，并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巧妙地糅合到佛教因果报应理论中去。凡此等等，有关佛教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已经面临或必然会面临的问题都已顾及到了，且大多得到较合理的解释或解决，以后佛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的相处，基本上就是按着这样一个路向和想念发展的。
总而言之，从两汉之际佛教传入到东晋南北朝，佛教在中国经历了由初传（创）期到发展期两个阶段，再下即转入隋唐佛教的成熟期。初传（创）期的佛教，纯粹是引进、接受，以佛教经典的译介为主，时间划分在西晋之前。发展期的佛教，包括吸收、消化、建设、开创等历程，时间定在东晋南北朝。发展期又可称为转折期，因它对之前的初传和之后的成熟两期来说来可视作“转折”，所以拟用“随上启下，继往开来”八个字概括这一时期的佛教在整个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性质。再下，就接着要介绍中国佛教宗派。
6 小乘二宗
成实宗，六代盛；
［成实宗］：中国佛教学派，亦称“成实学派”。以研习、弘传古印度诃梨跋摩《成实论》而得名。其学者被称为“成实师”。
高僧传，可为证。
［高僧传］：佛教史书，专为记述僧人行履事迹。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本《高僧传》是由南朝梁慧皎所作，简称“梁传”。以后有唐道宣的《续高僧传》，宋赞宁的《宁高僧传》，明如惺的《明高僧传》，合称“四朝高僧传”。此外还有《补续高僧传》、《新续高僧转》等。
俱舍宗，陈至唐，
［俱舍宗］：中国佛教学派，以研习、弘传古印度世亲大师的《俱舍论》而得名。其学者被称为“俱舍师”。因《俱舍论》在中国有新、旧两种译本，所以俱舍宗也分新、旧两个时期。俱舍宗所研究的范围多属小乘教义，故此宗被判为小乘。
五代后，渐微茫。
此二宗，是小乘。
律大小，七大乘。
［律大小］：律指律宗，中国佛教宗派；大即大乘；小即小乘。律宗所依的典籍，原皆出于部派佛教。至唐道宣律师时，以《四分律）为基本，综括诸部，会通大小，最后大乘为旨归，从而使律宗成为宗大（乘）的宗派。 [七大乘]指除律宗外的七个中国大乘佛教宗派：禅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三论宗、密宗和净土宗。
讲解
《成实论》是一部由小乘空宗向大乘空宗过渡的重要著作。作者诃梨跋摩原是印度说一切有部的僧人，后受大众部影响，著此论批判有部理论，主张人、法两空，对佛教名理法有详尽的解释。此论鸠摩罗什在晚年应姚兴王之请在长安译出（约在４１２—４１３年），弟子昙晷笔录，昙影整理，僧睿等也从其受学，他们对《成实论》的研究都很有心得。
另有北魏僧嵩，在关中从鸠摩罗什亲受《成实》义旨后，到徐州白塔寺弘传此论，建立了南北朝时代成实宗两派系之一的彭城系（徐州古称彭城）。嵩有弟子僧渊，以慧解驰名，继续在徐州讲习此论。门弟子有昙度、惠纪、道登、慧球等，都学有所成，盛名于一时的僧人。
另一系是南朝刘宁时代僧导所立的寿春系。僧导曾参加罗什译场，曾在关中著有《成实论疏》等。宁高祖刘裕慕其名，与之私交甚厚。后又感其情谊，令子侄拜他为师，并在寿春（安徽寿县）立东山寺请他住持，讲习经论，受业者上千人。弟子中以道猛最为著名，猛在寿春精研《成实》，时称独步。下传道慧——法宠——慧开——慧勇数代。南齐时《成实》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僧柔和慧次。僧柔师承不明。慧次属彭城系，弟子智藏、僧旻、法云皆为梁代著名的《成实》派学者，被称为“三大家”。梁代是《成实》学派最隆盛的时代，有关学僧很多。入陈以后开始逐渐减少，至唐玄奘时已无专门的《成实》论学者了。
《成实论》的思想含有许多大乘义理，当时不少学者往往也融《成实》来讲大乘，所以一般以为《成实》为大乘的一类。首先对《成实》学发难批评的是三论宗学者。该派学者认为，《成实》托名谈空，但此“空”非大乘究竟义，实为小乘,且乱了大乘中观之正义。而《成实》派学者也相应地作出反驳，双方往来论争，一时难辨高下。至陈隋之间三论学大家吉藏（５４９～６２３）以其渊博的常识和在当时的名望，指出《成实》学不明二谛，没有完整的判教学说，不得归入大乘流，以大乘学统评判《成实》不够纯正。从而使《成实》学派的性质得到了确定，并导致了此学派日趋消沉。唐初法相唯识学兴起后，作为一个学派的“成实师”也就消失了。
《俱舍论》全名《阿毗达磨俱舍论》。“阿毗”意“对”，“达磨”意“法”，“俱舍”意“藏”，合言“对法藏”。又“阿毗”还有“更上一层”的意思，故此论也叫“大法”、“无比法”。古印度世亲大师著。为小乘向大乘过渡时期的著作。主要介绍一切有部关于世界、人生和修行的学说。《俱舍论》第一个译本是南朝陈真谛大师的《阿毗达磨俱舍释论》，二十二卷，称“旧译”本。后唐玄奘大师重译，名《阿毗达磨俱舍论》，三十六卷，称为“新译”本。
在俱舍宗出现之前，中国已有专研“毗昙”学的“毗昙师”，毗昙是阿毗达磨的缩写。毗昙学主要通过分析佛教法相名理之学来表述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由此揭示解脱成道之路。此学盛行于南朝宋、齐、梁诸代。真谛译出《俱出释论》后，毗昙学开始被俱舍宗取代。
真谛（４９９—５６９）是西印度僧人，在南朝梁时来华，以翻译佛教为主要弘法工作，所译经论以无著、世亲系的瑜伽学派为主。《俱舍释论》也是其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真谛译出是论后，弟子慧恺代师为同门及诸方学士上百人开讲《俱舍》，未及半部而病逝。真谛闻此消息，悲恸异常，因恐此学中断，与弟子道尼等十二人立誓弘传，续讲《俱舍》，后也病逝，未竟全部。慧恺私淑弟子道兵继承师业，闭门专研《俱舍》，披寻隐义，终于洞悉论旨，通达师说。于是大弘此论，被时人尊为“智慧人”。其后有僧辩、玄会、智实等，皆曾受道兵法乳，专治《俱舍》，为时人所推重。另外还有与慧恺同时的法泰、慧净（与道兵同时）等，都是盛名于一时宗《俱舍》的义学僧人。这些皆属旧俱舍学者。
唐玄奘大师早年曾在长安从道岳学《俱舍》，后在印度亲近诸瑜伽学大师，复学《俱舍》精义，感到旧译《俱舍》“方言未融，时有舛错”，义理缺失。回国后重新译出《俱舍论》，世称“新论”，并有新俱舍学者的产生。玄奘门下对，《俱舍》研究有所心得及成就的很多。其中有被称为“俱舍三大家”的神泰、普光、法宝。神泰作《俱舍论疏》（简称《泰疏》）、普光作《俱舍论记》（简称《光记》）、法宝作《俱舍论疏》（简称《宝疏》）。后有大云寺圆晖，对《俱舍》造诣很深，著有《俱舍论颂疏》，为“三大家”之后杰出的俱舍师。后又有慧晖作《俱舍论颂疏义钞》六卷，道麟作《俱舍论颂疏记》二十九卷，世称《颂疏》二大释家。新俱舍学派的学者大多为法相宗门，他们往往不是专弘一论，所以从纯宗派的立场看，还是旧俱舍师更为纯粹些。
成实宗和俱舍宗习惯上被视为中国佛教宗派中的两个小乘宗派，其实它们仅是两家专重研究的学术派别而已，其在师资相承的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宗派的规模，其教义理论的特点，与一般宗派所需具备的结构也相去甚远。
中国佛教宗教习惯上有“十宗”之说，除上述小乘二宗外，另有大乘八宗。它们是禅宗、律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三论宗、密宗和净土宗。其中禅、天台、华严、净土四宗被视中国化佛教宗派，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最大。
7 禅宗
传心印，为禅宗；
［心印］：心，佛心，即佛法精神，佛陀的本意；印是印契。心印意为不立文字，不依经教，唯以心心相印，直契佛法精神。［禅宗］：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开创者是南北朝时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早期以修习禅定为主，即以心注一境而不散乱为实践方法。至唐慧能后，宗风大变，以悟为本，提倡自心是佛，即心是佛；强调自性自度，不受文字经教的束缚，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之一。
佛拈花，迦叶通。
［佛拈花，迦叶通］：禅宗故事。迦叶即摩诃迦叶，佛陀上首弟子。据载释迦牟尼佛在一次法会上，不发一言，仅向弟子持花示意。当时与会众不皆相顾惘然，不知佛陀此意所在，唯有大弟子迦叶心灵神会地破颜一笑。于是佛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认为只有迦叶能传佛心印，许为继承人。后人遂以迦叶为禅宗第一人。
授阿难，为二祖，
次第乘，皆可数。
第十二，号马鸣，
［马鸣］：古印度诗人，佛学家。约一、二世纪中天竺人。原为婆罗门外道，后改信佛教，崇大乘有宗。因其“博通众经，明达内外”，而受国王礼遇。所著《佛所行赞》、《大乘庄严论》和《大乘起信论》等皆为重要的佛教典籍。
造《起信》，大乘兴。
十四祖，名龙树，
［龙树］：也叫“龙猛”、“龙胜”，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创始人。三世纪南印度人。青年时为著名婆罗门教学者，后改信佛教，精通三藏，尤其对般若性空之学有卓越的建树，著作甚丰，有“千部论主”之称。重要的有《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论》、《释摩诃衍论》等。
入龙宫，《华严》遇，
［入龙宫，《华严》遇］：《华严》即《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该经以“法界缘起”为理论基础，认为世界是毗卢遮那（法身佛）的显现。宣扬“圆信”、“圆解”、“圆行”、“圆证”等“顿入佛地”的思想。据传，佛在宣讲此经时，与会的一般弟子皆无法领受，佛认为传弘华严思想的时机尚未成熟，故将其密藏于龙宫之中。后龙树菩萨入海受“大龙菩萨”赠“方等深奥经典，无上妙法”，取出此经十万偈、四十八品在世间流传。
传世间，法雨注；
造诸论，施甘露。
廿八祖，达摩尊，
来东土，示性真；
离文字，要亲证。
有慧可，得心印。
［慧可（４８７－５９３）］：又名僧可，北魏、北齐时僧人，中国禅宗二祖。出家后初名神光，中年遇菩提达磨，修习禅法，得“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之旨，成为达摩衣钵传人。弟子有僧璨、僧那。
传僧璨，为三祖。
［僧璨（？－６０６）］：隋代僧人，中国禅宗三祖。中年时在二祖慧可处求法，受慧可法衣，即在安徽一带活动，世人多不知。隋开皇十二年（５９２），沙弥道信前来求法，从学近十年，尽授所学。后隐罗浮山。唐玄宗赐谥“鉴智禅师”。
《信心铭》，超今古。
［《信心铭》］：禅宗著作，传为僧璨所作。四言颂，一百四十六句。认为凡有所见，皆是虚妄，提出“不用求真，唯须息见”，主张消除一切相对观念，以无得无证、无见无住为解脱法门。
第四祖，名道信，
［道信（５８０－６５１）］：隋唐时僧人，中国禅宗四祖。少年出家，从僧璨学法。得法后，先在吉州（今江西吉安）传法，后住蕲州黄梅（今湖北黄梅）双峰山，开辟禅宗道场。传法数十年，提出“一行三味”说，对后世禅宗影响很大。弟子有弘忍、法融等。
知无缚，解脱竟。
［知无缚，解脱竟］：禅宗故事。道信为沙弥时，拜见三祖僧璨，说：“请和尚慈悲，教弟子解脱法门。”三祖便问：“谁缚你？”信答：“没人缚我。”三祖便说：“那还求解脱作甚？”道信于言下大悟。
五祖忍，居黄梅，
东山上，道场恢。
［忍］：即弘忍（６０２－６７５），唐代僧人，中国禅宗五祖。七岁时从道信出家，得四祖衣钵后，定居黄梅双峰山，在东山寺说法传道，门徒甚众。以心法为宗，提倡“一行三昧”，以《金刚经》代替原《楞伽经》印心，将般若学注入禅宗思想，称“东山法门”，从而使印度禅（达摩禅）开始向中国禅过渡。著名弟子有神秀、慧能、慧安、智洗、玄赜等。
第六祖，名慧能，
传衣钵，道大行。
六祖下，二禅师，
南岳让，青原思。
［南岳让］：让即怀让（６７７－７４４），唐代禅宗僧人。俗姓杜，青年出家，在嵩山慧安处学禅，后投曹溪门下，受顿悟法门，成为六祖门下一名杰出弟子。慧能圆寂后，住南岳般若寺，弘法传道。发扬曹溪法门，世称“南岳怀让”。其下数传衍为临济宗、沩仰宗。门下弟子以马祖道一最为杰出。［青原思］：思即行思（？－７４０），唐代禅宗僧人。俗姓刘，出家后到曹溪参拜六祖，列为上首弟子。得道后住吉州（今江西吉安）青原山，弘传曹溪禅法，开出禅宗青原一系，故称“青原行思”。其下数传衍为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门下弟子以希迁最杰出。
南岳下，一马驹，
踏杀人，遍寰区。
青原下，一石头，
［石头］：即希迁（７００－７９０），唐代禅宗僧人。俗姓陈，端州高要（今广东高要县）人。初投曹溪门下参学，慧能圆寂后，又师事行思，受到器重。唐天宝初年，入住衡山南寺。寺东有大石，平坦如台。希迁在石台上结庵而居，时人称为石头和尚。希迁在当时声誉极隆，与马祖道一合称“并世二大士”。所著《参同契》为禅宗的重要典籍。弟子众多，晚年付法给药山惟俨。
石头路，滑似油。
分五家，派各别：
［分五家，派各别］：禅宗自六祖慧能后，发展极快，渐衍出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五个宗系，形成“一花开五叶”的景象。这些派系虽都源出一端，同属曹溪法门，但各派在阐发禅宗思想和接引学人的宗风上各有不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如后人在提及各家的特点时，以“怒雷掩耳”形容临济宗，“光含秋月”形容沩仰宗，“万派朝源”形容曹洞宗，“乾坤坐断”形容云门宗，“千山独露”形容法眼宗。
临济宗，行棒喝，
玄要分，宾主别，
［玄要分］：临济宗接引学人的一种方法，即三玄三要。三玄是三种原则，即体中玄、句中玄、玄中玄。体中玄谓正面言说，直显理体；句中玄是用较隐晦的语言揭示玄妙的佛理；玄中玄是充分运用语言的功能，极尽言说之妙，得以远离相对，而明究竟不二之理。三要为三种要点，第一要强调破一切相；第二要不执著言句；第三要是随机发动，不执一端，当下契入。在接引学人时，三玄与三要必须相配合，才能发挥其功用。三玄三要也体现了临济宗的思想特色。 ［宾主别］：即“四宾主”，临济宗法门。“宾”是学人、门徒或对佛理认识较浅者，“主”是禅师或对佛法见解较高者。这是通过宾主之间的问答形式，以测试对方见地高低或真伪的方法。宾主双方在对话过程中会出现四种情况：一、宾看主，学人的见解高于禅师。二、主看宾，禅师名实相符，见解高于学生。三、主看主，师徒双方对禅理皆有透彻的悟解。四、宾看宾，师徒双方对禅理皆无悟解，却自为是。
人与境，皆不夺；
［人与境，皆不夺］：此为临济宗“四料简”的内容。四料简是一种训练方法。“料”是度量，“简”是简别、解释。此法旨在破除学人的我、法二执。“我”即“人”，“法”即“境”。第一“夺人不夺境”，针对“我执”重的学人，应先破我执，暂存外境。第二“夺境不夺人”，是针对“法执”重的学人，先空外境，暂时存“我”。第三“人境俱夺”，即针对我、法二执都重的学人，要“人”、“境”同时破除。第四“人境俱不夺”，这是指已悟道明理者，“人”、“境”之见荡然无存，当然也就谈不上破除了。
沩仰宗，示圆相，
暗机投，义海畅；
［沩仰宗］：禅宗五家中最早兴起的一家。开创者是沩山灵祐（７７１－８５３）和仰山慧寂（８１４－８８３），故名。沩山嗣法于百丈怀海（怀海嗣法于马祖），仰山嗣法于沩山，属南岳法系数。该派认为，世间万物，一切有情，皆有佛性，若能明心见性，即可成佛。提出“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主张随处可以悟道。此宗法脉历时约一百五十年，是禅宗五家中最先衰微的一家。 ［示圆相］：沩仰宗的一种门庭设施。该宗禅师在论道时，往往先画一个圆圈，然后在圆中画一个方形或写个字或其他图案，以表示圆中有方。圆表理体，方表事相。意为“理事如如”，理事不二。
曹洞宗，传宝镜，
［曹洞宗］：禅宗五家之一。开创者是洞山良价（８０７－８６９）和他的弟子曹山本寂（８４０－９０１），故名。属南宗青原系。一说取六祖曹溪慧能及该宗创立者洞山良价之号得名。此宗承石头希迁即事而真、理事互回之首，演说理事不二、体用无碍的思想。宗风特点是：“家风细密，言行相应，随机利物，就语接人。”是禅宗诸家中较有影响的一派。 ［传宝镜］：禅宗故事。洞山良价曾在云岩昙晟（７８２－８４１）处学道，有一次良价问：“和尚百年后，如果有人问起有关师傅的情状则如何回答？”云岩道：“就说‘即是这个’。”良价沉思良久，未得所以。云岩又说：“你要担当起一番大事，须细心审察啊！”良价满腹疑团，辞师而去。后来当良价在渡河时，偶然看到河中自己的倒影，豁然间彻悟了“即是这个”的禅意。此悟即是“宝镜三昧”。宝镜三昧意谓人观万象应如面临宝镜一样，镜子里的影子正是镜外形貌的显现，用以说明事相上能显出理体。曹洞宗的“偏正互回”、“五位君臣”说即源于此。
定君臣，行正令；
［定君臣，行正令］：指“五位君臣”，曹洞宗的重要教义和教学方法。用君臣关系配以正（表体、空、真、理等）、偏（表用、有、俗、事等）、兼（非偏非正，亦偏亦正，即为中道）三个概念来说明佛教真如与因缘而成的世间万有之关系。共五位：一、君位（正位），指真如本体。二、臣位（偏位），指世间万有。三、臣和君（偏中正），指唯见事相，不明理体。四、君视臣（正中偏），虽知理体，却尚未能摄受事相。五、君臣合道（兼带），指消除理事、体用、空有、真俗、净染等的分别对立，兼摄正偏，不落一边，即为中道。前四位皆有偏颇，唯第五位才是究竟圆满。
云门宗，顾鉴咦，
［云门宗］：禅宗五家之一，因开创者文偃（五代时人）在韶州云门山（今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弘法传道，故名。属南宗青原系。该派认为佛性遍于一切，世间诸法，皆体现佛法体理。传教方式有“云门三句”之称，即“函盖乾坤”（佛性普现万有），“截断众流”（真理非在言说之中），“随波逐浪”（方便说法，随机引导）。其宗风被视为“孤危坐峻，人难凑泊”。此宗勃兴于五代，隆盛在北宋，至南宋而趋衰微，法脉延续约二百年。 ［顾鉴咦］：云门宗的一种教学法门。文偃禅师每与学人相对，先是两眼凝视对方，并说：“鉴！”待对方拟答话，则又说：“咦！”时人往往不解，难以契道，于是门人录为“顾鉴咦”。
一字关，透者希；
［一字关］：云门宗的一种教学法门。文偃禅师与人论道对法，往往以一字来对答。如问：“如何是云门创？”偃答：“祖。”“如何是正法眼？”偃答：“普。”如此等等。常人很难领会精神，把握禅机，闯过这“一字关”。
法眼宗，明六相，
禅与教，无两样。
［法眼宗］：禅宗五家之一，因开创者文益（８８６－９５９）被唐中主李璟赐“大法眼禅师”称号，故名。属南宗青原系。以法相唯识学“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为纲宗，用华严宗“六相”义来论说法理。提出“明事不二，贵在圆融”。主张禅教合一，多读经论而明理，以救治当时禅宗流于空疏之弊。宗风平实，对机顺物。宁初极盛，宋中叶后渐次衰微。［六相］：华严宗教义之一。主要说明法界生灭变化的原理。六相是总相和别相、同相和异相、成相和坏相。用这三对范畴，从六个方面说明世间一切既各有自性，又都融合无间，无有差别。法眼宗取“六相”义来揭示理事圆融的道理。
讲解
禅宗，中国佛教宗派。因提倡专修禅定为通向成佛解脱之路而得名。又自称“传佛心印”、“教外别传”，以彻见心性之本源为目的，故又名佛心宗。
禅是梵文Dhyana（禅那）音译的略称，也叫禅定（音意相合）。是印度古老相传的一种修习方法，其特点是静坐摄心，调御意识，专注一境，以通达某种特殊的境界。佛教兴起后，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禅定方法作为一种主要的行持手段，另一方面对其内涵作了改造和发展。佛教的禅定强调“正审思虑”，将戒、定、慧“三无漏学”充实进去，使之成为一种通向涅槃解脱、悟道成佛的殊胜途径。据传，释迦牟尼佛在灵山法会上将禅法心印传付给大弟子迦叶，迦叶再传阿难，以此传承，至菩提达摩时，共为二十八代。后人称达摩以前诸师为西天二十八祖。
中国最早流行的禅法是东汉末安世高介绍的“安般守意”法。“安般”是呼吸法，“守意”即专指一心。此属小乘禅法。其后，属大乘佛教的念佛禅、实相禅等也开始在汉地传播。至东晋六朝时期，佛教内部已出现多种习禅的派别。不久，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来华，为中国禅学开出了一个新局面。
菩提达摩是中国禅宗的创始人。达摩自称其禅法是“南天竺一乘宗”、“教外别传”，提出“二入上行”说，主张“理入”和“行入”并重。理入是对佛教理论的语解，行入是具体的宗教实践。“二入四行”的禅法，以“壁观”法门为中心。壁观法门的特点是“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先“藉教悟宗”，入道后却“不随于文教”，即不再执著于经教言说。达摩所说的“教”主要是四卷本《楞伽经》。达摩的弟子有慧可、道育、僧副等，其中以慧可为其衣钵传人。
慧可得法后，潜心禅门，很少在外传法活动。但因他早年已很有名声，故前往求学问道者很多。他也随缘点拨，开示心要。慧可继承达摩的思想，认为“无明智慧等无异”，“万法发即皆如”，并进一步提出众生与佛无有差别的观点。在禅法上，慧可恪宁达摩重在念慧、不在语言的主旨，予以整理提倡，对后世禅宗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弟子僧璨传其法脉，是为三祖。
僧璨在历史上的活动和影响不是很大，所作《信心铭》却是重要的禅宗著作。弟子道信受其法衣，对禅宗的发扬光大有较大的贡献。
道信得法后，先在吉州传道，后入黄梅设立道场，接引学人。提出“一行三昧”说。并劝道俗念摩诃般若，稍变前师惟重《楞伽经》之风，开以后禅宗重般若空观，以《金刚经》印心的先声。弟子弘忍、法融，皆为法门龙象。
弘忍继承道信以心法为宗的设施，提倡一行三昧的修法，常劝学人持《金刚经》。弘忍长期定居在湖北黄梅双峰山东山寺，聚徒讲习，接引学人，被尊为五祖。禅宗至弘忍时开始走向兴盛，其所开的“东山法门”，是达摩禅（印度禅）向慧能禅（中国禅）过渡的桥梁。弘忍弟子众多，杰出者有神秀、慧能等十余人，都“堪为一方之师”。
法融（５９４－６５７）于道信下横出一枝，在金陵牛头山开出禅宗牛头派。牛头禅的特色为绝观忘守，排遣言虑，以无事为悟，忘情为修。牛头禅的传承历史不长，不过对当时其他禅宗派系的影响不小，在禅宗史上有一定地位。
神秀（６０６－７０６）是弘忍的上首弟子，一向受到器重。据载弘忍为选付法弟子，命门人各作一偈以述所悟，于是神秀呈上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若尘埃。”弘忍未许见性，没有付给衣法。弘忍圆寂后，神秀便住江陵当阳山（湖北当阳县东南）玉泉寺，大开禅法，四方学人云集，声势甚隆，并受到则天武后和唐中宗极高的礼遇，一度被视为达摩一宗的正统法嗣。之后，弟子普寂、义福继续得到帝王的支持，阐扬宗风，盛极一时。后慧能一系兴起，日趋其盛，神秀禅法的特点是“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被判为渐门。
慧能得弘忍衣钵后，便回到了广东曹溪，在四会、怀集（广西怀集县）二县间隐遁十余年。待至因缘成熟，始出来弘道。慧能的核心思想是佛性自具、顿悟成佛说。其禅法的特点是以慧为体，定为用，视定慧为一体不二；又以无相为体，无念为宗，无住为本而说一行三昧。迷则众生，悟即是佛。慧能特别强调自性觉悟，自性自度，顿悟成佛。为了摆脱名相烦琐的理论束缚，直入道体而证悟，慧能还以文句简洁的《金刚经》代替《楞伽经》作为印证典据。慧能思想主要保存在《坛经》一书中，此书为禅宗的理论基础。慧能生前仅在南方一带传法，被称为“南宗”（“北宗”为神秀），唐开元十二年（７２４），慧能的弟子神会在洛阳定南北宗是非大会上，极力宣扬慧能禅法的正宗，批评北宗“师承是旁，法门是渐”。自此以后，南宗势力北上，北宗影响逐渐衰弱。慧能门下杰出的弟子很多，大多堪为一方之宗师。
南宗从偏隅一方到独尊天下，这与神会（６８４－７５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神会先师神秀，后谒慧能，很受慧能器重。慧能圆寂后，神会北归，大弘南宗禅法，批评北宗非达摩的正传，定慧能为六祖，并自称得六祖的正传。神会的禅学思想基本上祖述慧能而来，但他进一步主张“知之一字”为“众妙之门”，被后世批评为“知解之徒”。神会的法脉传承有一百余年，至第四代圭峰宗密后即寂然无闻了。
在慧能的嗣法弟子中，以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支法系最为繁衍。怀让得法于曹溪，接化数十年，下传马祖道一，开出洪州禅。道一禅风峻峭，变化无方。他根据慧能见性成佛的思想，倡导“即心即佛”、一发皆真，后又恐世人落于知解窠臼，进而又倡“非心非佛”。
道一弟子众多，其中有百丈怀海（７２０－８１４）者，因见禅宗的发展，参学徒众日见其多，感到在律寺中说法和住持有诸多不便，于是另辟丛林，制定禅院清规，还开荒耕地，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建立起禅宗的生活方式，世称“百丈清规”。百丈清规的建立，使禅宗的体制更加中国化，对禅宗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并对宋明儒家的书院制度也发生积极的影响。怀海下传沩山，沩山传仰山，开出禅宗南岳系的沩仰宗。道一传法弟子中的另一系是黄檗希运（？－８５５），希运下传义玄，开出临济宗。
青原系由行思传石头希迁，希迁传药山惟俨（７５１－８３４），俨传云岩昙晟，再传洞山良价，洞山与弟子曹山本寂开出曹洞宗。青原的又一系从道悟而下经崇信、宣鉴，至雪峰义存（８２２－９０８），下传云门文偃（？－９４９），开山云门宗。义存又传玄沙师备，备传地藏桂琛，琛传清凉文益（８８５－９５８），开出法眼宗。
禅宗南岳二系和青原三系皆源出曹溪，世称“一花开五叶”。
在禅宗五家中，沩仰、云门、法眼三家，宋以后皆失传，只有临济、曹洞二家绵延不绝，传承最久。而其中尤以临济一派影响最大，有“临天下，曹一角”之称。关于五家的禅学思想和宗风，本篇注中已有介绍，兹不赘。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中国禅宗，虽然其渊源上溯印度佛教，由印度达摩祖师来华开立。但说到具有中国之特色，且对中国文化具有极大影响的禅宗，则是特指六祖慧能所开创的南禅（宗）一系而言。今人称禅宗者，如不加特别的说明，即是指南宗。
禅宗的特色是简洁明快，直指心源。它不藉经教，不借外求，唯靠自力，无所依傍，提倡自性自度。在理论和实践上，禅宗力求去繁从简，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除去众生的一切妄想情识，直契道体，彻悟自己的本来面目。所以禅宗特别强调一个“悟”字。众生与佛在本质上的区别，即在这个“悟”上。所谓“迷者众生，悟即是佛”。而此“悟”乃是“顿悟”非“渐悟”，决不拖泥带水。
禅宗重悟，但并不排斥“修”。然此“修”有悟前悟后之分。在禅宗看来，没有觉悟之前的“修”皆是妄修，对其生命不会带来质的变化，觉悟之后的修才是真修，始会达到涅槃解脱之境。今人论禅宗，认为慧能以后已不重“修”这一着了，这是个极大的误解。禅宗史上有关悟、修关系的公案（故事）很多，试举一例说明。仰山在沩山祖师处悟道后问及以后的“行履”，即问今后的行持实践（修）功夫向何处着落。沩山回答说：“只贵子眼正（悟），不说子行履（修）。”意谓真正的悟道者在修证功夫上已不成问题。此话道出了禅宗对悟与修的态度及对两者关系的处理。禅宗祖师常讲“随缘消旧业，任运着衣裳”。这就是悟后功夫，乃禅宗实践法门的特点。
8 律宗
既明宗，须知律；
［律］：梵文毗奈耶的意译，意为调伏、灭、离行、化度、善治等。佛门纪律，专为出家人制定的有关日常生活和行持所应循的行为准则（戒条），后泛指有关佛门弟子、教团各类仪式和日常生活规则。又作为一种文献典籍，与经、论合称“三藏”。
持五戒，本乃立。
［五戒］：佛教戒条，专为在家信徒所制定的应遵守的五条戒律。即：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
为沙弥，持十戒；
［沙弥］：梵文音译，意译“息恶”、“行慈”、“勤策男”，佛教徒众之一。凡七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受过十戒的出家男子称沙弥。 ［十戒］：佛教戒律，为沙弥和沙弥尼（女“沙弥”）所应受的戒条。十戒是在“五戒”的基础上再加：六、不涂饰香鬘，七、不听视歌舞，八、不坐高广大床，九、不非时食，十、不蓄金银财宝。
比丘僧，具足戒，
［比丘］：梵文音译，意译“乞士”、“乞士男”、“薰士”等。佛教徒众之一。指出家后受过具足戒的男僧，即俗称和尚者是。比丘的意义主要有：乞士（靠乞食为生）、破烦恼、出家人、净持戒和怖魔等。［具足戒］：亦称“大戒”。佛教中比丘和比丘尼应受的戒律，谓其戒品具足，故名。有关此戒的戒品说法不一，依《四分律》制，比丘戒共二百五十条，需年满二十方能授此戒。出家者受此戒后方正式取得僧人的资格。
戒二百，又五十；
尼增百，戒始足；
［尼］：即比丘尼的略称，佛教徒众之一。指女子出家后受过具足戒者。根据《四分律》制，比丘尼应受的戒律有三百四十八条。
梵网戒，制菩萨，
［梵网戒］：一种佛教戒律，由《梵网经》所开出的一种戒法，因为此种戒法主要针对行大乘菩萨道者，故被视为大乘戒。
重有十，轻四八。
［重有十］：大乘戒律，即十重戒：一、杀戒，二、盗戒，三、淫戒，四、妄语戒，五、酤酒戒，六、说四众（比丘、比丘尼和男女居士）过戒，七、自赞毁他戒，八、悭惜加毁戒，九、嗔心不受悔戒，十、谤三宝（佛、法、僧）戒。依律制犯此十戒者，即被逐出僧团。［轻四八］：大乘戒律，相对十重戒较为轻的四十八种戒条，如不敬师友、不拘礼仪、饮酒、食肉等。犯此戒者，须进行忏悔，不受逐出僧团的处分。
律门祖，优婆离，
［优婆离］：佛陀十大弟子之一，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人。曾为释迦王宫的理发师，后从佛出家，在他持戒谨严，被称为“持律第一”。据传佛教第一次结集时，由他诵出律藏，故后世尊为律门祖师。
承佛印，肃清规。
先束身，次摄心，
［先束身，次摄心，得圆通，证道深］：据《楞严经》载，优婆离曾说：“我以戒律来约制此身，而得自在；再进一步调摄此心，遂使身心通达；最后亲证道体，得究竟圆满。”此在于揭示学律守戒乃修道的基础这一道理。
得圆通，证道深。
唐道宣，精毗尼，
［道宣（５９６－６６７）］：唐代律宗大师，佛教史学家。少年出家，云游天下，到处参学，后住终南山。一生持戒谨严，深入律藏，尤其对佛教戒本《四分律》最具心得，为律宗三派之一南山宗的开创者。道宣知识渊博，勤于著述，除有关律学著作外，还著有《广弘明集》、《续高僧传》、《集古今佛道论衡》、《大唐内典录》和《释迦氏谱》等，皆为重要的佛教文史典籍。弟子千余人，突出的有大慈、文纲等。 ［毗尼］：梵文音译，亦译毗奈耶，即律藏。
大小乘，咸总持。
宋元昭，继其后，
［元昭（１０４８－１１１６）］：宋代僧人。出家后专研律学，宗道宣南山派。著有《行事钞资持记》、《羯磨疏济缘记》、《戒本疏行宗记》等律学著作。因其长期住持杭州灵芝寺，时人称为“灵芝大师”。弟子众多，传其法脉者为智交。
著述多，善分别。
既明律，须研教，
［既明律，须研教］：根据印度佛教的传统，出家人须先学五年戒律，再研经教五年，始为下座。待有进步后，再升为中座。再加精进，方升为上座。至此才能传道授业，教化后学。
辨权实，判大小。
［权实］：权是“权宜”、“方便”、“应机”的意思，是佛教为适应众生的需要，采取方便的传道法门，一般特指小乘道。实即真实不假，是不借方便的究竟道，是佛教的最高真理和终极目标，一般特指大乘道。
讲解
曹魏时期，汉地已有戒律之译传并实行受戒。东晋以后，印度流传的四部广律（《十部》、《四分》、《僧祇》、《五分》）先后在中国译出，其中影响最广的即是法藏部的《四分律》。而这个时期佛教在中国已有很大的发展，政府对佛教也极为重视，管理逐渐严密，且教内也需要有严格统一的戒律制度来加强、完善自身的组织。于是，律学研究开始得到重视，产生了一批专研律学的律师。当时在南朝，几乎全以《十诵》一律为重。而在北朝，却以《四分律》为依。
北魏时期，有法聪律师在平城专弘《四分律》，并口授弟子道覆作《四分律疏》。至慧光（４６８－５３７）律师，因受佛陀扇多的启示，造《四分律疏》百二十张，并删定《羯磨戒本》，此学开始盛行，奠立了律宗的基础。弟子传承其学的，有道云、道晖、洪理及昙隐等。道云下有道洪、洪遵两系。而形成四分律宗的，为道洪下之智首一系。智首（５６７－６３５）幼年出家，因感当时五部律互相混杂，于是详研古今学说，撰《五部区分钞》二十一卷；又核概各部异同，撰《四分律疏》，世称广疏。智首弘扬律学三十余年，唐代的律学者大都受他的影响。弟子道宣承其法脉，开出南山律宗。
道宣一生专研律学，其一生在佛教上的贡献，主要就是对《四分律》的新诠释和弘化，开出融通大小乘的南山宗。《四分律》原属上座部系，为小乘律。道宣为适应汉地大乘佛教的根器，以《四分律》为本，抉择诸部要旨，充实《四分》阙义。认为《四分律》从形式上虽属小乘，但从内容上看属大乘教，戒律的根本精神就是自利利他，施一切众生，共成佛道。道宣主张，《四分》圆融三学，而以大乘三聚净戒为律学的归宿。道宣的学说受到佛学界广泛的推崇，以后的律学家，也大多以道宣的理论为依归。道宣的律学著作主要有《四分律丘含注戒本注》三卷，《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二卷，《四分律删繁补行事钞》十二卷，后人称为“三大部”；又有《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六卷，《四分比丘尼钞》六卷，后人连前合称“五大部”。弟子文纲及文纲的弟子道岸等相继阐扬他的思想，使南山宗更加风行。
又与道宣同时并弘《四分律》学的有相州日光寺法砺（５６９－６３５），开相部宗；西太原东塔怀素（６２５－６９８），开东塔宗，与南山宗合称律学三家。三家之间时有诤论，而以相部宗与东塔宗间的诤论最烈。后相部、东塔两系相继衰微，唯南山一系独盛，而成了中国律宗的代表。道宣之后，在律学的传持上有重大成就，值得一述者是鉴真大师。
鉴真（６８８－７６３）十四岁出家，先后从学于道宣的再传弟子道岸（６５４－７１７）和恒景（６３４－７１２）两位律宗大德。后又在融济、义威、智全、大亮等律师处研习律部。唐开元年间，鉴真入住扬州大明寺专弘戒律。天宝元年（７４２），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等往扬州参见鉴真，恳请东渡传戒。鉴真以“以是法事也，何惜生命”的菩萨精神，渡海六次，历尽艰辛，终于在天宝十二年（７５３）到达日本。此时，鉴真已经是位双目失明、六十六高龄岁的老人了。第二年，鉴真入日本都城奈良，在东大寺设坛传戒。自此以后，鉴真就在日本敷弘律教，开出日本律宗。
中唐以后，对律宗有所建树的大德不多，至宋初允堪（１００５－１０６１）、元照（１０４８－１１１６）时，律宗再度兴盛。允堪一生在江浙一带弘律传戒，著有《行事钞会正记》、《戒本疏发挥记》、《羯磨疏正源记》等十部，世称十本记主。元照一生专学律部，又博究各宗，对天台教观颇有心得。晚年长期在杭州灵芝寺著述讲学，著有《行事钞资持记》、《戒本疏行宗记》、《羯磨疏济缘记》共一百余卷。其中《资持记》以天台教义阐发道宣学说，和允堪《会正记》各有所重，于是南山律又分会正、资持两家。
元明两代律废驰，宗疏散失，是律宗衰微时代。直至明末如馨（１５４１－１６１５）在金陵灵谷寺传戒说法，重兴南山律学。弟子寂光（１５８０－１６４５）在金陵宝华山建律宗道场，为清代律宗的根本道场。弟子读体（１６０２－１６７９）承其法席，著有《毗尼止持会集》、《毗尼作持续释》、《毗尼日用切要》、《僧行规则》等多种律学要典。这段时间可谓律宗的复兴时期，然其规模已非昔比了。此后律宗又趋沉寂。晚近有弘一（１８８０－１９４２）大师者，中年出家后，有感于律学数百年来之沉寂及僧伽内部杂乱，发心专弘南山律，创设“南山律学院”，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道祖略谱》、《在家律要》等，再兴律学，为一代律宗大德。
律宗的核心内容是戒律，戒律是佛弟子应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戒律可分止持、作持二门。止持即“诸恶莫作”，重在防犯；作持为“众善奉行”，更富有积极的菩萨道精神。无规矩不成方圆。佛教有“由戒入定，由定发慧”之说，戒律是学道成佛的基础，佛弟子欲成就佛道者，不能不有所依止，有所遵循。故戒律为大小乘行者皆不能缺。
一切戒律皆有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戒法是佛教各种戒律；戒体是受戒者在受戒时在内心深处所产生的一种道德意识力量；戒行是受戒后所有的如法行为；戒相是行戒者自然流于外表的一种相状。四科中以戒体最为根本，没有戒体，无论受任何戒都将不可能完善。至于受戒仪式也有专门的规定，授戒时必须有教授师、羯摩师、证明师，并在僧众前完成，当戒律的条文宣读过后，受戒者须一一随应，发出恭敬服从的誓愿。授戒若不如律如仪，则是无效的
9 天台宗
北齐朝，有慧文，
［慧文］：南北朝僧人，天台宗二祖。籍贯和生卒年月不详，俗姓高。出家后专修禅观，对龙树的中观学有深切的体会，悟入“一心三观”的禅法。弟子慧思得其真传。思传智顗，开出了天台宗教派。
读《中论》，得其精；
［《中论》］：全称《中观论》，古印度龙树菩萨著，后秦鸠摩罗什译成中文。全书主要阐述“缘起性空”、“八不中道”和“实相涅槃”的理论，与《十二门论》（龙树著》、《百论》（提婆著）合称“三论”，同为佛教中观学派的重要典籍。
祖龙树，立三观，
［三观］：是佛教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佛教各宗都有三观说，以天台宗所说最有影响，本处专指天台宗三观理论。三观即空观、假观、中（道）观。空观即观一切诸法皆空之理，因佛教主张世间一切都是由各种条件的聚集而有（因缘所生），无有自性，如条件消散则皆为空（缘散即空）；空是存在的真相、特性，故为真谛。“假”就是非真实、非究竟，因世间一切没有独立的自性，所以是“假”；而众生只见存在的表相，不明万法的本质，故又称之为假谛（或俗谛）。假观即是观假谛之理。中观又称中道观，是明了诸法空性又排斥存在假有的一面，立“真”而不离“假”（俗）；以执空执有皆为偏，而说非空非有，亦空亦有，成就不偏不执的“中道实相”智慧。中道是般若智慧的最高表现。
空、假、中，归一贯。
［归一贯］：意指空、假、中三者即不是一咎孤立的存在，又非相互排斥而相容；空中有假，假中有空，中道同样也不是离开“空”“假”之外另有存在。也就是说，任何存在的本身即包含有空、假、中三个方面，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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