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的惊人的生命力，我可以用自己的一些切身体验来加以证明。 我的家乡余姚出过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这样一些天下公认的“大儒”，但到我出生时，方圆几十里地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更没有人了解他们提出过一些什么主张，哪怕是片言只语。我家乡是如此，别的地方当然也差不多。这个现象我在长大后反复咀嚼，消解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文化梦想。高层思维再精深，如果永远与山河大地的文明程度基本脱节，最终意义又在何处? 当时的家乡，兵荒马乱，盗匪横行，唯一与文明有关的痕迹，就是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吃素念经的女家长，天天在做着“积德行善”的事；她们没有一个人识字，却都能熟练地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妇女还能背得下《金刚经》。她们作为一家之长，有力地带动着全家的心理走向。结果，小庙的黄墙佛殿、磬钹木鱼，成为这些贫寒村落的寄托所在。我相信，这些村落之所以没有被仇恨所肢解，这些村民之所以没有被邪恶所席卷，都与那支由文盲妇女组成的念佛队伍有关。

    这些村落间唯一熟悉中国文化经典的是我外公，他以道家的方式过着悠闲而贫困的生活， 自得其乐，却全然于世无补。他偶尔题写在庙墙上的那些田园诗，只有他自个儿在欣赏。道家不等于道教，但邻村也有名正言顺的道士。道士在村人心中的地位很低，只是帮着张罗一些丧葬、驱病仪式，平日与农民完全没有两样。

    我的这幅童年回忆图，并非特例。因为我后来问过很多从不同乡间出来的前辈和同辈，情景基本类似。这就说明，在中华文化腹地的绝大部分，在毛细血管伸及的肌肤之间，佛教的踪影要比其他文化成分活跃得多，也有效得多。

    遗憾的是，那个时候，佛教本身也已经走向衰微。晚明以后东南一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功利主义横行，修佛成了求福的手段，而且出现了不少直接对应功利目标的经文和门派。这种势头从清代至近代，越演越烈。佛教本来是为了引渡众生放弃贪欲求得超越的，很多地方倒是反了过来，竟然出于贪欲而拜佛。看似一片香火，却由欲焰点燃。在这种令人惋叹的场面不远处，不少佛学大师在钻研和讲解经文，却都是天国奥义，很难被常人理解。这两种极端构成了佛教的颓势。

    我重新对佛教的前途产生喜悦的憧憬，是在台湾。星云大师所开创的佛光山几十年来致力于让佛教走向现实人间、走向世界各地的宏大事业，成果卓著，已经拥有数百万固定的信众。我曾多次在那里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现代国际教育背景的年轻僧侣，笑容澄彻无碍，善待一切生命，每天忙着利益众生、开导人心的大事小事，总是非常振奋。我想，佛教的历史重要性已被两千年时间充分证明，而它的现实重要性则要被当今的实践来证明，现在好了，这种证明竟然已经展现得那么辉煌。台湾经历着如此复杂的现代转型和内外冲撞，为什么仍然没有涣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佛教。除佛光山外，证严法师领导的慈济功德会也让我深为感动。以医疗为中心，到处救死扶伤，不管世界什么地方突发严重自然灾害，他们总是争取在第一时间赶到，让当代人一次次强烈感知佛教的慈善本义。慈济功德会同样拥有数百万固定的信众。 无论是星云大师还是证严法师，或是另一位我很尊重的佛教哲学家圣严法师，做了那么多现世善事，却又把重心放在精神启迪上。他们充分肯定人间正常欢乐，又像慈祥的人生导师一样不断地向现代人讲解最基本的佛理，切实而又生动地排除人们心中的各种自私障碍，从而有效地减少了大量的恶性冲突。他们在当今各地受到欢迎的惊人程度， 已使佛教发出了超越前代的光华。

    由于他们，我不仅对佛教的前程产生某种乐观，而且也对世道人心产生某种乐观，甚至，推衍开去，又对中华文化产生某种乐观。

    我们这片土地由于承载过太多战鼓马蹄、仁义道德的哇哇之声而十分自满，却终于为西天传来的一种轻柔而神秘的声音让出了空间。当初那些在荒凉沙漠里追着白骨步步前行的脚印没有白费， 因为它们所追寻来的那种声音成了热闹山河的必然需要。但是，热闹山河经常会对自己的必然需要产生麻木，因此也就出现了文化应该担负的庄严使命，那就是一次次重新唤醒那些因自大而堵塞了性灵的人群。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的智者已经习惯于抬头谛听，发现那儿有一些完全不同于身旁各种响亮声浪的声音，真正牵连着大家的生命内层。正是这种谛听，渐渐引出了心境平和、气韵高华的大唐文明。

    那么，让我们继续谛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