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荣格心理分析学家罗伯特·约翰逊承认，对于我们许多人而言，信赖自己的善良是非常困难的事。我们很容易把自己最糟糕的恐惧和念头当做自己的真实面貌，即荣格所称的“暗区”。约翰逊写道：“奇怪，人们对其暗区的高贵面的抵制要强于他们对黑暗面的掩盖……发现自己具备深邃高贵的特性比发现自己是个庸碌之辈更加麻烦困难。”

    我们执着于局限和贫乏的自我认同，将它化为强烈的习性，以至于担心一旦没有认同我们会无所适从。如果完全了解我们的神圣性，就会导致根本的生命变化，它可能要求我们承担大事。而且我们的某部分会知道，恐惧和受损的那个自我并不是真我。我们每人都需要找到让自己通向完满和自由的道路。

    要在我的家庭看到我本身的善性是困难的。我最早记得的是父亲可怕而喜怒无常的暴力形象，母亲被打得鼻青脸肿而惶恐未定，还有四个男孩的疑惑，他们心里都在想：“我们怎么会生在这个家庭？” 每当父亲把车开进车道，我们都会屏息静气。好的时候，他是体贴而幽默的，我们也感到轻松，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躲藏起来，避开他一触即发的怒气和滔滔责骂。全家旅行时，父亲会因压力过大而抓住母亲的头撞向挡风玻璃，或者因为其他驾车者的犯规行为而责罚孩子们。我记得我父亲的祖母劝我母亲不要同父亲离婚：“至少他有时会保住一份工作，不像精神病院的那些人那么疯狂。”

    我也知道，这种不快不一定全都会发生。我还记得，六七岁时，在父母吵架的痛苦日子里，我离家出走。我心里面有某样东西让我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家，仿佛我投错了家。同儿童们一样，我有时会幻想，有一天有人敲门，进来一个文雅的绅士，问我的名字。然后他就说，杰克和他的兄弟们是秘密地安置于这个家的，但是现在他真正的父母，即国王和王后，要他回到他真正的家。这些童年幻想激起了我生命中最强烈的追求之一，渴望成为某种有价值而且真实的东西的一部分。我在寻求我那生而高贵的真家。

    在愤世嫉俗习以为常的那些年代，我们可以把原始善性仅仅视为一个鼓舞人心的说法，但是通过它的聚焦，我们会发现一条完全不同的观看和生存之路：这条路的目的是改变我们的世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庞大的人类悲苦，也不意味着我们让自己愚蠢地屈从于喜怒无常甚或暴力的个人。其实，要发现他人人格的尊贵，必须了解他们的苦难。佛法心理疗愈学原则中最主要的是“四圣谛”［2］，它起始就要了解人类生活里不可避免的苦难。这个真理难以用现代文化讲述，因为现代文化中人被教育得要不计代价避开不舒适，在这个文化里“追求幸福”成了“幸福的权利”。而只要我们在受苦，那么了解受苦的真相就总是那么新鲜和有益。

    佛教教义帮助我们面对从羞辱抑郁到烦恼愁苦的个人苦难。处理人世众生之苦，帮助我们对付痛苦之源：人类灵魂中的贪、嗔、痴。虽然注意我们的苦难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掩盖我们的神圣性。

    “神圣性”（nobility）一词并不专指中世纪骑士和宫廷贵族。它出自希腊语“gno”，意思为“智慧”或“内明”。在英文里，“神圣性”一词被定义为人类美德，比如表现在价值观、行为和举止上的那些光明高尚和出类拔萃的东西。我们怎样才能把这种品质同我们周遭的东西直觉地联系起来呢？正像无人能告诉我们如何去感受爱一样，我们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他人潜在的善良。一种方式是，把我们面前的人想象成一个仍然年幼无邪的小孩。曾经有一次，被我年幼的女儿折磨了一整天后，我发现自己坐在熟睡的她的床边。几个小时前，我们还在为她的晚间计划争个不休；此刻她带着她童年的天真美丽沉沉入睡。如果我们愿意看，就能在所有人身上见到这样的天真无邪。

    或者，不退到过去，我们可以把时间推向未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行将就木，躺在寿床上，脆弱而无所遁形。要不就干脆把他看成一个徒步旅行者，负重而行，追逐幸福和尊严。在恐惧和需求下面，在进取和痛苦之下，我们碰到的任何人，都有巨大的理解和慈悲潜能，他们的善性就能在这里触及到。

    我们或许很容易会敬仰世界伟大精神领袖身上彰显出来的人类精神。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可动摇的慈悲，尽管在缅甸被软禁多年，她仍然坚定而充满慈爱。我们记得，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是怎样带着勇敢尊严的祥和精神步出监狱的，二十七年的酷刑折磨未能使他这种精神屈服。然而，同样的精神也从各处的健康儿童们身上散发出来。他们的喜乐和天真能够重新唤醒我们趋向我们的佛性。他们提醒我们：我们生来就有这种光明的精神。

    那么，在西方心理学中，我们为什么要如此专注于人性的黑暗面？即使在弗洛伊德之前，西方心理学的基础就是医学模型，它起初就专注于病理学。精神病学专著《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3］面向的是治疗专家、临床学家和护理人员，该著作完整地列举了数以百计的心理问题和疾病，并把心理问题分门别类以便我们做研究，以及要求用最为科学和经济有效的方式治疗那些疾病。可是我们经常过多地关注恐惧、抑郁、紊乱和敌意的保护层，却忘记了真实的我。

    作为教师，我总是看到这一情况。有个名叫马提的中年男人，经过一年痛苦的分居离婚后，来到我这里，他纠缠在童年就背负的无能和羞辱感的恶性循环中。他相信自己的问题极为糟糕，并忘记了他原本的善性。还有个年轻女子名叫简，长期挣扎于苦恼抑郁中，后来做佛教禅修，她难以放下她破裂受伤的自我形象。多年来，她只是通过治疗和各种药物来看自己，而那些并不能控制她的问题。

    由于心理学倾向病理学导向，要强化药物控制的模式。今天，数百万寻求精神健康支持的成年人中的大多数很快进入药物治疗之列。更糟糕的是，成千上万的儿童被医生施以强烈的精神药物，施药的范围从儿童多动症（ADHD）到近年常见的儿童躁郁症［4］。尽管这些药物也许在某些情况下有用甚至能救命，可是平民百姓和专业人士越来越寻求用药片来解决人的精神紊乱和痛苦，只是情况未必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