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佛教在四川佛教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中国佛教中也地位显要。峨眉山——乐山大佛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评价中认定：“公元1世纪，在四川省峨眉山景色秀丽的山巅上，落成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随着四周其它寺庙的建立，该地成为佛教的主要圣地之一。许多世纪以来，文化财富大量积淀”。这说明国际上己承认，公元1世纪佛教己传入乐山地区，且峨眉山己兴建有第一座佛寺。但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峨眉山“申请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理由”中又说：“公元1世纪中叶，佛教经南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入峨眉山，药农蒲公在今金顶创建普光殿。”此中“药农蒲公在今金顶创建普光殿”一说，牵涉到有关峨眉山佛教传入时间问题的研究中一直面临的一种“悖论”：有论者因为看清楚了历史上人们由于各种原因硬要将峨眉山第一寺认定为普光殿并与传说中“蒲公故事”联系起来乃是出于宗教等各种动机而产生的编造，因而矫枉过正地认为峨眉山佛教的“东汉传入说”也不成立，但这一矫枉过正的结果无法正确解释东汉乐山崖墓佛像的事实，最终导致在这个问题上的无所适从，陷入一种“悖论”之中。木文即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一、佛教传入乐山的时间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史家意见不一。《三国志·魏志》有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记载。沈起炜先生《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公无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一作秦景宪)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国知佛经始此。”最流行的则是汉明帝因感梦而谴使西行求法一说。此说见于多种记载，其中最早为著于东汉之《四十二章经序》，其后《后汉书》、《魏书·释老志》等均有记载。各书所记内容也不一致。至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中原地区，应是东汉明帝永平十至十一年(公元67—68年)时，派人到印度取经返回洛阳建自马寺、翻译佛经而传播全国各地。《三藏记集》卷二谓：“东汉明帝永平六年(公元63年)，派使臣蔡 、秦景等到月支国迎请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僧到洛阳，住白马寺。永平十年(公元67年，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为次年)译成《四十二章经》。”这是中国有佛教经书的最旱记录。上述资料证实中国佛教的传入是公元前2年，最早有佛教经典的时间是公元67—68年。一般而言，这是佛教史的主流。

　　东汉通过各种途径与西域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佛教己随之传到乐山地区。有关此事最重要的物证，当数在乐山麻浩崖墓1区1号墓门楣上发现的著名的“麻浩佛像”(高浮雕石刻佛像)，其为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石刻佛像之一。1940年以来，学者们所发现的乐山麻浩1区1号崖墓门楣上的“麻浩佛像”、柿子湾1区1号崖墓左后室和中后室门楣上的两尊佛像、五通桥区西溶镇崖墓门楣上的佛像、彭山陶摇钱树座佛像、乐山西湖塘“施无畏印”佛像陶俑等一批早期佛教遗物，证明印度佛教传入乐山的时间很早，且很快深入民间。乐山市文化局崖墓研究专家唐长寿先生认为，虽然有学者对几处佛像是否属于崖墓本身持怀疑态度，或认为麻浩、柿子湾佛像系后人所增刻，或认为彭山摇钱树座是后人改崖墓为佛事场所后带入。但经实地观察，麻浩、柿子湾佛像均是高出门楣石面的高浮雕，若为后人增刻只可能低于石面，所以不可能是后人增刻；彭山摇钱树座形制风格属汉，从发掘情况看，所在的166号崖墓并没有被后人改作佛事场所，显然摇钱树座不是后人带入而属崖墓木身随葬品之一

　　据彭山文管所的研究，目前所知乐山最早的崖墓为彭山江口高家沟崖墓，其时代为王莽时期至东汉初年。有明确年代题刻的最早的崖墓，据乐山市文化局帅秉龙先生研究，是乐山城郊肖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崖墓，它比20世纪80年代所识的新都马家山崖墓M5(永平八年，即公元65年)更早，是日前所发现的四川最早的纪年崖墓。此后的“建初”年间(公元76- 84年)至“延熹”(公元158— 167年)年间，乐山地区崖墓葬己较为普遍。处于虎头湾东坡麻浩3区的“阳嘉三年”(公元134年)题刻墓、“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题刻墓和大地湾麻浩1区的“中平六年”题刻墓(公元189年)，可作为确定麻浩崖墓时间的重要参数。至蜀汉、两晋，崖墓仍在开凿，因《舆地纪胜》载乐山有题刻“晋刺史姚思永神道”的崖墓(遗憾的是至今还未找到此墓)。此后崖墓葬就逐渐结束，到南北朝时期，开凿崖墓在乐山己难得一见。据罗二虎先生的研究，昭化宝伦院屋基坡六朝崖墓和宝伦院镇南北朝崖墓是迄今为止四川所发现的年代最晚的崖墓，则其比乐山崖墓结束的时间更晚。

　　据上述资料，乐山崖墓有明确文字题刻的年代为公元58- 189年。总之，日前崖墓研究界大都承认乐山崖墓的时代为“新莽”至两晋时期，大规模开凿则是在东汉时期。“麻浩佛像”等乐山崖墓佛像的雕造时代，亦在东汉时期。它说明佛教传入乐山地区的时间很早，且很快深入民间。故乐山佛教“东汉传入说”是成立的。

　　二、关于峨眉山佛教传入时间的几种观点

　　佛教究竟何时传入峨眉山？现有如下不同的记述：

　　1、“蒲公故事”与公元1世纪(公元63年)说

　　最早在文著中提到“蒲公故事”者乃是北宋前期人范镇，其《初殿》一诗云：“前去峨眉最上峰，不知崖嶂几千重。山僧笑说蒲公事，白鹿曾于此发踪。”范镇字景仁，华阳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第一，官终端明殿学士，封蜀郡公，63岁致仕游峨眉，死谥忠文，有集。由于他的影响，“蒲公故事”此后代有传诵，明代晚期的一些游记对“蒲公故事”多有记述，如曹学佺《辛亥游峨记》、胡世安《译峨籁·道里纪》。清代大学士胡世安成书于清初的《译峨籁·宗镜纪》首次完整地记述了“蒲公故事”的内容。清康熙年间，蒋超在其所撰《峨眉山志·形胜》中用了此典故：“汉，永平癸亥(公元63年)6月1日，有蒲公者采药于石窝，见一鹿迹如莲花，异之，追之绝顶无踪，乃见威光焕赫，紫气腾涌，联络交辉成光明网。骇然叹曰：‘此瑞稀有，非天上耶?’迁投西来千岁和尚(即宝掌和尚)，告之。答曰：‘此是普贤瑞象。’于是蒲公归而建普光殿。”并在山腰建初殿，影响了周围地区。据各地碑文载，峨眉山下周匝百里，也同时兴建了不少寺庙。后来《四川通志》引《诸经发明》对此修改补充完善。此说在历史上影响极大。

　　2、东汉说

　　《中国名胜词典))(上海辞书出版记1981年版)认为：“峨眉山上寺庙，创建于东汉。”

　　3、晋初说

　　《四川风物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在提到峨眉山宗教时说：“在汉末三国之际，道教己在山上流传，而佛教则是晋初传上山的。” 

　　4、东晋说

　　《四川省情·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载：“佛教早在东晋时，即传入四川。”

　　5、晋祖武帝时司空净禅师首传说

　　《宗教学研究·峨眉山宗教历史初探))(四川大学学报 1984年专辑)认为，根据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4年)别传禅师所铸峨眉山“圣积晚钟”铭文有“晋祖武帝，司空净禅师”字样以及从晋代起至明嘉靖止的历代部分文物官员的名字，“是否可以认为峨眉山佛教传布之始在晋祖武帝(公元226- 290年)之世的司空净禅师”?因为“在历史上，武帝是以‘大弘佛事，广树伽蓝’而著称的，佛教也是在这时开始向民间流传。这时僧人从洛阳进入四川再传上峨眉山完全可能。”

　　总体来看，关于佛教何时传入峨眉山，目前主要是两种论点，即“东汉说”和“晋代说”。 

　　三、“东汉说”较有说服力

　　要认定佛教传入峨眉山在东汉时期，目前的问题是，除了“药农蒲公在今金顶创建普光殿”一说之外，没有其他直接性的资料证据。而“蒲公故事”，显然是后人的发挥，因此有学者即认定峨眉山佛教“东汉传入说”也是不成立的。但这明显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思路。笔者认为，不能因为说“蒲公故事”是后人的发挥而认定峨眉山佛教“东汉传入说”也不成立。在东汉近200年的历史中，如果说峨眉山居然没有一座寺庙，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峨眉山第一座寺庙并非“蒲公”所建之“普光殿’，.但建于东汉则是完全可能的，只是其详情己无考。

　　笔者认为，在缺乏非常实在的证据的情况下，历史研究既要避免想当然，也要避免“死板”地追求实证，在这里，历史研究的“理证法”应该提倡。而如果单纯守着某一条对自己有利的材料，无视其它相关情况，就会发生上述两种错误倾向。有论者因为看清楚了历史上人们由于各种原因硬要将峨眉山第一寺认定为蒲公所建之普光殿乃是出于宗教等各种动机而产生的编造，因而矫枉过正，认为佛教传入峨眉山的“东汉说”也是站不住脚的，但这一矫枉过正的结果无法正确解释东汉乐山崖墓佛像的事实，最终导致在这个问题上的无所适从，陷入一种“悖论”之中。其实要解决这一“悖论”并不难。简言之，笔者认为，结合关于乐山崖墓佛像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乐山地区的史实，峨眉山佛教“东汉传入说”是较有说服力的，因为这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并且这样能够解释许多用“晋代说”难以解释的问题，如第一座寺庙的修建问题。

　　至于历史上人们硬要将峨眉山第一寺说成是普光殿(“普光”者，“普贤之光”也。俗称祖殿，据传建于汉明帝时即公元58- 75年)，并将它和发现“佛光”的蒲公及普贤菩萨联系在一起，则应与严肃的学术研究所加以区分。实际上，运用历史学的“理证法”，从常理来判断，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因历史上人们的上述作法“情有可原”。

　　众所周知，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那么普贤菩萨是何等神祗?普贤原系转轮圣王无净念(即阿弥陀佛)之第八子，木名泯图，宝藏如来佛为之改号为“普贤”。按佛教经书《华严经》云：“普贤菩萨，证穷法界，久成正觉。为辅弼释迦，度脱众生，隐本垂迹，其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名号亦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今且约‘普贤’二字，以示其概。”《大日经书》云：“普贤菩萨者，普是遍一切处，贤是最善妙义。”即“行弥法界，位临极圣”之义。另据《四川通志》卷四十一《舆地·寺观·嘉定府九》载：“普贤大士，为佛长子。十愿度生，无终无始。”普贤同观世音、文殊、地藏王同是中国佛教徒敬奉的四大菩萨。据佛经载，普贤与文殊同为释迦牟尼的主要助手，文殊表“智”，普贤表“德”。普贤因广修十种行愿，故又称“愿”王，号为“大行普贤”。普贤形象最富特征的是身骑六牙白象，作为他愿行广大、功德圆满的象征。佛教经典《华严经·菩萨住处品》中有下面一段经文：“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贤胜，与其誊属诸菩萨众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佛法。”峨眉山在中国西南方，山上又有佛光呈现，正与“光明山”相合，于是有人就此附会，把峨眉山认作是普贤菩萨的“住处”，峨眉山因此也被称为“大光明山”。此举显然受到了文殊菩萨的住处是在五台山的经文的启发，于是也给普贤的住处找到了根据。佛教信徒据此解说“光明山”乃是指峨眉山，故中国僧人撰写的《杂花经》云：“普贤于道场门化人天等众，现相海于峨眉山中，密引世人。”峨眉山为普贤道场之说的佛学根据即由此而来。是谁在何时最先提出这个论据，现在己无可考，但至晚在北宋初年，这个说法己得到大众承认：建造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的峨眉山万年寺普贤骑六牙白象铜像就是证明。善男信女们出于信仰，希望给峨眉山佛教以尽量高的地位和尽量大的影响，对峨眉山乃普贤菩萨的道场一事莫不广为传颂。

　　再联系佛教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峨眉山佛道之争的复杂过程来分析。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将己不能确知的峨眉山第一寺认定为发现“佛光”的蒲公所建的“普光殿”，对佛教在峨眉山站稳脚跟和迅速发展是显然极为有利的。尤其是在将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广为宣传和崇拜的情况需要之下，将“佛光”这一自然现象作为“普贤示相”加以颂扬，峨眉山才能顺理成章地符合“大光明山”的美号，至于究竟是“蒲公”还是别的哪一位最先发现峨眉山“佛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蒲公”和“佛光”的相关故事在峨眉山佛教文化发展史上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和具体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才是学者们应该加以深入研究的。所以，笔者认为，认定“蒲公故事”为后人的发挥，并不能否定峨眉山佛教“东汉传入说”。争论“蒲公发现佛光并建普光殿”这一事实本身的复杂情况，在现有资料的情况下，难以有什么新的进展，而深入探讨这一事实背后所蕴涵的宗教学、社会心理学、旅游史学方面的意义，才更有价值。

　　汉晋以后，在历代统治者的支持下，峨眉山佛教的香火日益兴旺，佛教的发展与寺庙的兴修同步进行。“公元3世纪，普贤信仰之说在山中传播，中国僧慧持在观心坡下营造普贤寺(今万年寺)”。晋代高僧慧持、明果等先后到峨眉山住锡修持，他们以峨眉山乃普贤菩萨显灵和讲经说法之所为依据，把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开创了峨眉山普贤崇拜之路。普贤菩萨的名气很大，广有信众，佛因山而兴盛，山因佛而扬名。峨眉山被尊为普贤菩萨道场后，全山逐渐由道改佛。唐宋以后，佛教在峨眉山日趋兴盛；明清之际达到极盛。一时梵宇琳宫、大小庙宇170余座遍布山峦茂林间。“千百年来，峨眉山这个‘佛门圣地’便以‘普贤道场’之名，与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而蜚声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