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东海之滨宁波鄞县宝幢镇的阿育王寺，距宁波城20公里，是我国著名的禅宗古刹，而且，也是“中华五山”之一。因寺内珍藏有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舍利及小巧玲珑精致的舍利宝塔而闻名中外，深为国内外佛教信徒所崇敬仰慕，膜拜顶礼。寺内殿宇雄伟，金碧辉煌；寺周峰峦叠翠，樟松参天。光绪三年(187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阿育王寺香烟缭绕，佛号经声不绝于耳。舍利塔前草木芬芳，郁郁葱葱，室内古佛灯旁长跪着一位虔心佛子，随着缕缕炉香的飘去，他伸出两指，缠上纱布棉花，经无数次的祈祷，泰然自若地用火将两指点燃。时间点点滴滴的流去，佛前钟磬悠悠，数小时之后，这位沙门已完成了他的愿望：“燃指供佛”。这位毅力超人，道心坚固的僧人就是近代佛教史上“七坐道场”，开堂26年的禅宗巨匠——八指头陀释敬安。
　　敬安，生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卒于民国元年(1912年)。字寄禅，别号“八指头陀”。湖南湘潭人，俗姓黄，名读山，自称是宋黄山谷的后裔。年方髫龄，即断食荤腥，常随母亲拜月，对佛道仙事有浓厚兴趣。。世事无常，敬安在7岁时，母亲去逝，12岁时父亲归天。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敬安兄弟，被寄养于祖父家。    敬安曾从塾师学《论语》，不久因家境贫寒，无力支付学费而退学，后为农家牧牛以糊口。敬安天资颖悟，勤奋好学，田野的风光使他心旷神怡，在野外一边牧牛，一边读书，条件虽艰苦，敬安却其乐融融。一天，与一群牧童在村中避雨，听到有人朗诵唐人卢纶“少孤为客早”的诗句，不觉珠泪沾襟。恰好正被塾师周云帆看见，惊问原由，敬安一一回答：“父死家贫，环境凄苦，不能读书，所以闻诗哭泣”。周云帆十分同情敬安的处境，便收为学校校工，闲暇时翻阅诗书。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周病故，敬安再次辍学，辗转为富家书僮，遭受了种种虐待。一日敬安苦闷，彷徨之余，去郊外信步，忽见篱间无数桃花被风雨摧落，残花遍地，树枝飘摇，触景生情，失声痛哭，萌发了出世之想。同治七年(1868年)，便到湘阴法华寺，从东林和尚出家，取法名敬安，字寄禅，时年16岁。同年冬天，师在南岳祝圣寺从贤楷和尚受比丘戒。受戒后，便到衡阳岐山仁瑞寺，从恒志和尚学禅。一面随众参禅，一面还承担寺内的劳役。就这样，又在岐山过了5年的苦行僧生活。佛门的头陀苦行使他对佛法的体会有了长足进步。
　　仁瑞寺有一个首座和尚，法名精一，擅长吟诗填词。敬安最初对此颇不以为然，甚至讥讽嘲笑精一：“出家人不勤于修行，以期早日了脱生死，哪有时间吟诗，荒废道业？”精一笑着对他说：“你现在还很年轻，能精进用功，一定成法门龙象，教内大德，只是文字般若与你缘分不大。”这番话刺激了敬安，使其决心在诗文方面也作出成绩来。不久，敬安到岳阳看望他的舅父，舅父带他游览岳阳，两人一起登岳阳楼。有人分韵赋诗，敬安面对一碧万顷，波光粼粼的洞庭湖，感慨万千，不觉吟出“危楼百尺临江渚，多少游人去不回，今日扁舟谁更上？洞庭波送一僧来”。回去后，敬安把诗句说给诗人郭菊荪听，郭认为他：语有神助，说他于诗很有宿根。遂劝他学诗，并授以《唐诗三百首》。但敬安因读书很少，学起诗来，一时难以上路。数年之后，敬安离开了岐山仁瑞寺，游学于江、浙一带，过着“树皮盖屋，仅避风雨，野蔬充肠，微接气息”的清苦生活。但广泛的阅历，却丰富了他创作诗词的灵感。湘江、甬江、淮水、长江的奔流不息，洞庭湖，太湖、西湖、东海的水天云影，天台、天目等名山大川的巍峨秀丽，尽收眼底，处处激发了他的诗情。他自己说“山僧好诗如好禅，兴来长夜不能眠”、“我欲吟成佛，长夜不能眠”、“山居味禅寂，兴到偶吟诗。”“不贪成佛生天界，但愿人间有好诗。”“未能成佛祖，且自作诗仙。”敬安早期作品以豪放雄浑见长，晚期作品多深沉悲壮。早期多呈自然，中晚期诗呈高淡幽远。如“何必山巅与水涯，安心随处便为家，有人问我西来意，笑指长天落晚霞。”敬安的诗在数量上超过了历代任何一个诗僧，其思想性、艺术性，似亦无惭往哲。
　　敬安不仅是一位诗僧，同时他的头陀苦行精神也更令人肃然起敬。他27岁时在宁波阿育王寺，于舍利塔前燃去二指，并剜臂肉燃灯佛。“割肉燃灯供佛劳，了知身是水中泡，只今十指惟余八，似学天龙吃两刀。”他还燃顶至腹，共108处，两臂燃痕连结，殆无完肤！光绪十年(1884年)，他自浙江回到湖南，先后住持过衡阳罗汉寺，南岳上封寺、大善寺、宁乡沩山密印寺，湘阴神鼎寺，长沙上林寺，其间从岳麓山寺笠云得法。沩山是沩仰宗的发源地，他住持以后，立志复兴，不到几年，规模已很可观。这个时期他常和邓日香、王罔运、叶德辉、陈伯严、吴雁舟诸名士往来，诗学造诣日深，同时又加入碧湖诗社，于是诗名大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师52岁，东南名刹宁波天童寺方丈虚席，幻人首座率领两序班首代表前往长沙礼请。他辞去上林寺法席，至天童寺为住持。天童寺自明末密云禅师重兴以来，规模宏大，俨然为十方丛林模范。清末住持乏人，渐趋寥落，自敬安住持后，可谓名山得主，古寺重辉。师前后在天童寺驻锡10年，远贤任能，百废并举，夏讲冬禅，一时宗风大振。
　　敬安不仅弘道传法不遗余力，同时在他的诗文爱国的思想随处可见，如“经邻何太酷，涂炭我生灵，北地嗟成赤，西山惨不青。陵园今牧马，宫殿只飞萤，太息芦沟水，惟余战血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从天津到北京，沿途纵火焚烧，大肆杀戮，奸淫抢掠，无所不为，整个北方大地，火光血水，一片殷红，毁后的陵园杂草丛生，宫殿飞虫满室，芦沟桥头日夜都呜咽。这是控诉外国侵略军的种种罪行。“落日青山远，浮云白昼昏，衣冠一时盛，肝胆几人存？”国难当头君主懦弱，群臣昏庸，几人才是匡扶社稷的忠臣呢？同年，李鸿章等又代表清廷和英美俄等十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诗人此时痛心疾首哭道：“天上玉楼传诏夜，人间金币议和年。哀时哭友无穷泪，夜雨江南应未眠。”在此多事之秋，诗人不甘沉沦，“声声欲晚国魂醒”，而衲子的举举爱国之情也跃然纸上：“国仇未报老僧羞。”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诗人出年近40载，曾以悲愤心情向前来天童山采集植物标本的师生发表演说：“盖我国以二十二省版图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徒以熊罴不武，屡见挫于岛邻。”他希望有志之士“夺袂而起”，“富国强兵，兴利除弊”“习革旧习，激发新机”；“平生忧国泪，多少在朝衣”“宁堪忧国泪，忽上道人襟”。
　　国运动荡，山河变色，整个华夏大地都在哭泣，敬安对祖国的前途寄予很大希望，对贫苦百姓也深表同情。当时佛教界的情况也不景气，自清末以来，佛教日益衰微。教内的大德对此十分不安，在末法之世，重振义学，挽回颓势，对“弘法是家务”的沙门来说，决不能袖手旁观。1912年4月，各地佛教徒代表汇集于上海的留云寺，召开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大会，公推敬安为会长。本部设在上海静安寺，设分部于北京法源寺。这是中国各地佛教徒最初的组织。当时，全国各地由于受“庙产兴学”的影响，毁坏佛像，抢夺寺产的现象时有发生。湘、皖、滇等省份特别突出。一时求助佛教总会的信函如雪片飞来，为了保护寺产，为了佛教的前途，敬安决定北上，1912年10月中旬，他离开天童寺，上访北京。11月1日抵达北京，住在法源寺，该寺由敬安的学生道阶住持。9天以后，敬安偕道阶去内务部，会见礼俗司长，他们根据当时法规，要求政府下令各地禁止侵寺产，话不投机，又遭到了凌辱，敬安愤而退出，回到法源寺，卧病不起，于12月2日含恨而逝，终年61岁。
　　师著述有《八指头陀诗集》10卷，《续集》8卷，《语录》4卷，在佛学思想上是禅净合一论，都是用诗的形式来表达。敬安作为一代禅师，他的护教热忱、爱国思想，永远值得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