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法雅（约３-４世纪）,晋代始创“格义”弘扬佛学之高僧，河间（今属河北省）人,生卒年月不详。梁慧皎《高僧传》卷四说他“凝正存器，少善外学（按指佛学以外之老、庄等学），长通佛义”。

他成名之后，许多“衣冠士子,咸附谘察”。这些依附他的人，都是于世典有深厚功底之学者，但不懂佛学。于是竺法雅乃箕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此种方法，被称之为“格义”。

关于“格义”，近代佛学家吕澄先生说明其产生之原因：“原来般若学对于‘性空’讲得比较空泛,要揭示其内容，必须把‘事数,（即名相）弄清楚。《放光》译出后，‘事数’比较完备了，如用五蕴，、十处、十八界等来说明”。他说‘格义’即把佛书的名相同中国书籍内的概念进行比较,把相同的固定下来,以后就作为理解佛学名相的规范”（《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页四五）。

竺法雅训示门徒时，总是“外典、佛经，递互讲说”他与晋代著名学者释道安是同学，曾于邺都从西城僧人佛图澄受教。但他的年龄似较道安为长。竺法雅晚年在高邑建寺，同住僧众百余人。他为人“风采洒落，善于枢机,训诱无懈”。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士大夫以老庄思想，结合儒家经义，尚清谈。竺法雅精通世典，出家前，亦为清谈之士；出家后，深究佛理,故能内外结合，向门人讲说。他所处时代，离佛法传入中国尚不遥远，当时的佛教徒对西域或印度传来之佛经,主要在义解与宣说,尚无为佛经作注疏的学风，故在中国佛教史上，未见竺法雅有任何著述传于后世之记载。

竺法雅所创之“格义”，实为当时佛学界普遍使用之方法，道安青年时代亦曾使用。“格义”之用意，在于融会中国固有文化之思想于外来之佛学思想中，故当时学界名流,无不常以佛教与老庄并谈。道安晚年虽反对“格义”，但对其门人慧远则特许其不废俗书。

竺法雅内外兼通，名重当时。他所创之“格义”，在早期传播佛法中，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不失为一种方便法门。弘始三年（公元４０１年），鸠摩罗什到长安（今西安）又译出大批经论之后，佛理渐明学术思想自成体系，无需外典作比拟。故“格义”之法，乃渐废弃。但竺法雅为传播佛学所作之贡献，其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