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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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佛教
作者:吕  澂    文章来源:本站收集    点击数:6450    更新时间:2007-2-10

  

宋代佛教是叙述从宋太祖建隆元年到卫王祥兴二年(9601279)三百二十年间赵宋一代的佛教。

宋代政权建立之后,一反前代后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国内统治的力量。建隆元年,先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寺院的废毁。继而又派遣沙门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使内官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版。这些措施促使佛教传播逐渐恢复和发展。以后宋代各帝对佛教的政策大体未变。

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度童行达十七万人。五年(980)中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后来改名法贤)、施护先后来京,因而朝廷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久已中断的翻译。太宗还亲自作了《新译三藏圣教序》。后来院里附带培养翻译人才,改名传法院。又为管理流通大藏经版而附设印经院。当时印度等国僧人送赠梵经来中国者络绎不绝,从宋初到景祐初八十年间,即有八十余人。真宗一代(9981022)接着维护佛教,在京城和各路设立戒坛七十二所,放宽了度僧名额。天禧末(1021),全国僧尼比较宋初增加了很多。寺院也相应增加,近四万所。另外,还有贵族私建或侵占的功德坟寺很多。这些寺院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园、山林,得到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于是寺院经济富裕,举办起长生库和碾顗、商店等牟利事业。到神宗时(10681085),因年荒、河决等灾害频仍,国家需用赈款,开始发度牒征费。这一权宜之策,后来继续执行,数量渐增,流弊也愈大,至使寺院经济与政府财政间的矛盾有加无已。最后到徽宗时(11011125),由于笃信道教,即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使佛号、僧尼名称都道教化。这给予佛教很大的打击,但不久即恢复原状。

宋代南迁之后,政府益加注意对佛教的限制。高宗时(11271162)即停止额外的度僧,图使僧数自然减少。但江南地区的佛教原来基础较厚,国家财政又有利用度牒征费及免役税等收入以为补充,故佛教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盛况,以迄于宋末。

宋代译经开始于太宗太平兴国初。当时特别设立了译经院,并制定一些规章。如译场人员设译主、证梵义、证梵文、笔受、缀文、参详、证义、润文(后更设译经使)等,组织比较完备。从太平兴国七年(982)起,逐年都译进新经,继续到天圣五年(1027),译出五百余卷。其后因缺乏新经梵本,译事时断时续,维持到政和初(1111)为止。总计前后译家(及其译经年代)可考的有十五人,即法天(译经年代 9741001)、天息灾(980986,后改名法贤,9871000)、施护(9801017)、法护(中印人,980983)、法护(北印人,10061056)、惟净(1009—?)、日称(10561078)、慧询(10681077)、绍德(10681077)、智吉祥(10861093)、金总持(10951112,下四人均同)、天吉祥、相吉祥、律密、法称。其中惟净、慧询、绍德都是由传法院培养出来的中国僧人,天吉祥等则帮助金总持翻译。诸人所译的总数是二百八十四部、七百五十八卷。其中以密教的典籍占最多数,论部最少。当北宋之初,印度密教正盛,有关的梵本流入中国的不会太少,但在天禧元年(1017),宋代统治者注意到密典中有些不纯部分和佛教的传统相违反,因而禁止了新译《频那夜迦经》的流行,并不许续译此类经本,这就大大限制了以后的翻译。此外,从宋代译经的质量上看,也不能和前代相比。特别是有关义理的论书,常因笔受者理解不透,写成艰涩难懂的译文,还时有文段错落等情形,因此,尽管译本里也有中观一类的要籍(如龙树、陈那、安慧、寂天等的著作),但对当时义学界似未发生多大影响。

宋代译经多属小部,就其种数而言,几乎接近唐代所译之数,因而在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10111015)、天圣五年(1027)、景祐二年至四年(10351037),曾经三度编撰新的经录。祥符时所编,称《大中祥符法宝总录》,二十二卷,为赵安仁、杨亿等编修。所载译籍乃从太平兴国七年到祥符四年(9821011)三十年中间所译,共计二百二十二部、四百一十三卷(此外,还收有东土著撰十一部、一百六十卷)。这部目录的主要部分完全依照各次进经的年月编次,除列出经名、卷数、译人而外,还附载进经表文,这都依据当时译经院的实录,所以连带记载着有关译场的各事,如新献梵筴、校经、更动职事等等,其体裁和过去的各种经录完全不同。天圣时所编新录称《天圣释教总录》三卷(亦作三册),译经三藏惟净和译场职事僧人等同编。它系当时全部入藏经典的目录,记载着《开元录》各经、新编入藏的天台慈恩两家著述、《贞元录》各经、《祥符录》各经,再附载其后新译各经,一共六百零二帙、六千一百九十七卷。景祐时所编新录称《景祐新修法宝录》,二十一卷,吕夷简等编。体裁和《祥符录》一样。所收译籍即紧接《祥符录》,从祥符四年到景祐三年(10111036),二十六年间译出的各经,共糀 E 二十一部、一百六十一卷,另外,还收有东土著撰十六部、一百九十余卷。又由于汉文佛教经典的影响,当时的回鹘、西夏地区,都用民族文字译成回鹘文及西夏文经典。

从五代以来,我国木版雕刻技术有了很快的发展,因此宋代对于佛教的大藏经,很早就利用了木刻。综计宋代三百余年间官私刻藏凡有五种版本,这也算是宋代佛教的特点。第一种为官版。这从开宝四年到太平兴国八年(971983)费了十二年功夫在益州刻成,因此也称蜀版。所刻数量达到六百五十三帙、六千六百二十余卷,它的印本成为后来中国一切官私刻藏以及高丽、日本刻藏的共同准据。第二种是在福州私刻的东禅等觉院版。元丰初(1078)由禅院住持冲真等募刻,崇宁二年(1103)基本刻成,到政和二年(1112)结束,共得五百六十四函、五千八百余卷(南宋乾道、淳熙间又补刻十余函)。第三种是福州私刻的开元寺版。即在东禅版刻成的一年,福州人士蔡俊臣等组织了刻经会,支持开元寺僧本悟等募刻。这从政和二年到绍兴二十一年(11121151)经四十年,依照东禅版的规模刻成(南宋隆兴初曾补刻两函)。第四种是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刻版,通称思溪版。此版开刻时期约在政和末(1117)。刻费由湖州致仕的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一家所出。内容依据福州版,而略去一般入藏的著述,共五百四十八函、约五千六百八十七卷。第五种是平江碛砂延圣禅院版。此版是受了思溪版的影响而发起,在南宋绍定初(1229)由当地官吏赵安国独自出资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经典作为首倡,端平元年(1234)仿思溪版编定目录,刻至咸淳八年(1272)以后,因战火逼近而中止,后入元代才继续刻成。因此,它对原定目录的内容颇有更动,并补入元刻各书,共得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

宋代一般佛教徒著重修持,故禅净两宗最为流行。宋初,云门和临济并盛于各地(禅家五宗内沩仰数传以后即不明,曹洞与法眼当时也都不振)。临济宗由风穴(汝州)延沼(896973)上继兴化存奖(830888)的系统传承而下。其后各代为首山省念(926992)、汾阳善昭(9471024)、慈明楚圆(9861039)。楚圆的门人黄龙(隆兴)慧南(10021069)和杨岐(袁州)方会(9921049),分别开创了黄龙、杨岐两派(和临济等五宗合称七宗),都盛行于南方。南宋时,杨岐且进而成为临济的正统。杨岐方会再传为五祖法演(?—104),三传为佛果克勤(圜悟,10631135)。佛果克勤曾就云门宗雪窦重显的著作《颂古百则》加以发挥、讲说,门人录成《碧岩录》,为禅学名著。他门下有虎丘绍隆(10771136)、大慧宗杲(10891163),都在江浙一带活动。大慧提倡看话禅,其影响尤为久远。后来黄龙、杨岐两宗还远传于日本。

云门宗在宋初也很占优势。得香林澄远(?—987)一系再传的雪窦重显(9801052)著《颂古百则》,大振宗风。仁宗皇祐元年(1049)汴京新创禅院,即是请云门五世的大觉怀琏(10091090)去住持的。其另一系由缘密圆明三传的灵隐契嵩(10111072),祖述《宝林传》,反对天台宗所信奉的《付法藏传》之说,而厘定了禅宗的世系为二十八祖,著《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及《传法正宗论》。他强调禅为教外别传,一反当时禅教一致的常见。他还针对其时辟佛的议论作了《辅教篇》等。由于他擅长文章,得着仁宗和在朝的官僚们的称赏,他的著述也被许入藏流通,这更加强了云门的宗势。但到南宋,此宗即逐渐衰微,其传承终于无考。

此外,曹洞宗仅洞山嫡传的云居道膺(?—902)一系,绵延不绝,从六世芙蓉道楷(10431118)以后渐盛。再经丹霞子淳(10641117)传弘智正觉(10961156),提倡默照禅,与看话禅并行。又丹霞子淳一系,在天童如净之后,传入日本。

除禅宗之外,律宗和贤首、慈恩的义学,在宋代也相当流行,天台宗则有新的发展。律宗是南山一系单传,其中心移于南方的杭州。宋初,得法宝律师传承的赞宁(9111001)有律虎之称。另外,从法宝七传而有允堪(10051061),普遍地注解了道宣的著述,达七部之多,所著解释《行事钞》的《会正记》尤其重要,因而继承他的一系有会正宗的称呼。他的再传弟子灵芝元照(10481116),原学天台宗,后即采取台宗之说以讲律,也注解了道宣的三大部著作。他对《行事钞》的注释称《资持记》,就一些行仪如绕佛左右、衣制长短等,都有不同的见解,于是别成资持宗。后来此宗独盛,传承不绝,并东传于日本。宋末宝祐六年(1258),临安明庆闻思律师,还请得道宣三大部著作及元照的记文入藏印行。

贤首宗(即华严宗)学说在宋初流行的是宗密一系,沟通《圆觉》、《起信》的理论,著名人物有长水子璇(?—1038)。他的师承不明,但尝从琅琊慧觉(传临济宗善昭的禅法)学禅宗,受到慧觉的起示,而重兴贤首宗,因之带有教禅一致的意味。其门下有晋水净源(10111088),他虽曾受学《华严经》于五台承迁和横海明覃,但由于子璇的影响,推崇《起信》,以为从杜顺以来即或明或暗地引据《起信》而立观门,所以他在贤首宗的传承上主张立马鸣为初祖,而构成此宗七祖之说。其时高丽的僧统义天(文宗的第四子,10511101)入宋,曾就学于净源之门,后从高丽送回好多《华严经》的章疏,大大帮助了贤首宗的复兴。到南宋时,净源的三传弟子有师会,注解了《一乘教义分齐章》,严格处理同教别教问题,而以恢复智俨、法藏的古义为言。他还批判了在他之前道亭和同时的观复对于教判的说法。他的弟子希迪,颇能发挥其说。后人即并称他们为四大家。又南宋初,慧因教院的义和请准贤首宗著述编入大藏,他又向高丽搜罗到智俨、法藏著述的佚本,重新雕版流通,因此华严义学在南宋一代始终活跃。

慈恩宗入宋以来的传承不明,但继承五代的风气,讲《唯识》、《百法》、《因明》各论的相继不绝。宋初著名的有秘公、通慧、傅章、继伦等。在译场的执事也多能讲诸论。慈恩章疏四十三卷,在天圣四年(1026)并编入大藏刻版。宣和初(1119),真定龙兴寺守千(10641143)为一大家,他尝校勘遁伦的《瑜伽师地论记》刊版流通。

天台宗经五代时吴越王钱弘俶,向高丽求得重要著述而复兴。入宋以后的传承,从义寂(919987)、义通(927988)到慈云遵式(9641032)、四明知礼(9601028)益趋兴盛。遵式尝于乾兴元年(1022)在天竺替皇室行忏,并请得天台教典入藏(天圣四年编入),一宗的势力即以四明、天竺等地为重心。与知礼同时,而属于义寂同门慈光志因一系的有慈光晤恩(912986)、奉先源清(996 顷)。源清传梵天庆昭(9631017)、孤山智圆(9761022)等。他们受了贤首、慈恩学说的影响,只信智顗《金光明经玄义》的略本为真作,而主张观心法门应该是真心观,即以心性真如为观察的对象,连带主张真心无性恶、真如随缘而起等说。这些主张都为相信《玄义》广本为真、并专说妄心观的知礼所反对。知礼曾以七年的长时间和晤恩、智圆等往复辩难,意见终于不能一致,而分裂为两派,知礼等称为山家,晤恩等称为山外。其后,知礼还阐明别教有但理(即真如)随缘,与圆教的性具随缘不同,以及色心在一念中都具有三千等说法,以致引起门下仁岳(?—1064)和庆昭门下永嘉继齐等的异议。最后,仁岳和知礼法孙从义(10421091)都反对山家之说,而有后山外一派之称(亦称杂传派)。不过知礼门下广智(尚贤)、神照(本如)、南屏(梵臻)三家继续发挥师说,影响甚大,终至以山家之说代表天台一宗,而盛行于南宋之世。广智系有善月(11491241)、宗晓(11511214)、志磐(1253 年前后)。志磐以著《佛祖统记》而著名。神照系有有严(10211101)、了然(10771141)等。南屏系有宗印(11481213)、法照(11851273)、法称(10881158)。法称著有《翻译名义集》。宋代天台宗义也前后好几次对日本的天台宗发生影响。

律、贤、台等宗在修习方面,本来各有其观行法门,但宋代很多宗师常联系净土信仰而提倡念佛的修行,这就帮助了一般净土宗的传播。天台宗对净土的关系尤见密切,从知礼起就很重视智顗的《观经疏》,而用本宗观佛三昧的理观方法来组织净土教,并还结念佛净社。其次遵式则重视《净土十疑论》,而采用天亲《往生论》的五念门,并参以忏愿仪式。他常常集合道俗修净业会。此外,智圆同样地阐扬《观经疏》。各人门下的传播也很广,如知礼门下的本如即继遵式之后结白莲社以弘扬净土。其次,律宗元照受遵式的影响,以观心与念佛并重,而视同定、慧之学,与持戒并为实修法门,其门下用钦跟着弘传。南宋初,天台学者道因,曾一度评破其说,但其门人戒度反加以辨正。又其次,贤首宗因有普贤行愿求生西方的典据,开始净源即主张修习净土,后来义和提倡华严念佛三昧,也盛赞往生法门,但未能继续发展。另外,禅宗当云门盛时,象天衣义怀、照圆宗本、长芦宗赜等,都是禅净双修,而约集莲华等会。

至于纯粹的净土信仰,宋初南方有省常(9591020),效法庐山莲社故事,在杭州西湖集合僧俗结净行社,提倡念佛。后来由于各宗都倾向修行净土的推动,各地结社集会益多;有些寺院建筑了弥陀阁、十六观堂,专供念佛修行的场所,就越加在民间推广净土信仰,而成为风俗。特别是一些在家居士也相随提倡,如冯揖之发起系念净土会,张轮之发起白莲社等。于是净土法门逐渐形成一固定宗派。在南宋四明石芝宗晓所编《乐邦文类》里,即以莲社为专宗,和禅、教、律并称;还以善导、法照、少康、省常、宗赜上承慧远为净土教的历代祖师。其后志磐更改定为七祖(从慧远而下为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又在净土信仰发展的中间,有关净土的《往生传》类也陆续传出,如遵式、戒珠、王古乃至志磐都有这类著作,其中可以看出净土和各宗相涉的事实,这也可说是宋代佛教的特点之一。`宋代禅教各家的理论组织都有一定的成就,它和一般思想界接触既繁,乃引起种种反响。先是一些儒家学者,仍旧用传统的伦理观点,对佛教著文排斥,如孙复的《儒辱》、石介的《怪说》、李观的《潜书》、欧阳修的《本论》等,都是其代表之作。佛徒对于此等攻击却是用调和论来缓和。如契嵩作《辅教篇》即以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又说佛儒两者都教人为善,有相资善世之用。在这种说法的影响下,儒者间也出现了调和之说。如张商英、李纲等,都以为佛与儒在教化上不可偏废。另一方面,由于禅宗的修持趋向于简易,理论典据又集中在有限的几部经论,如《华严》、《楞严》、《圆觉》、《起信》等,一些中心概念如理事、心性等,有时也牵合到儒家的经典《中庸》来作解释,这些都使儒者在思想上、修养上更多更易地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终至构成一套有系统的理论来和佛教相抗衡,这便是宋代勃兴的理学。

宋代佛教的发展也影响到国外的佛教界。如高丽,从五代以来常有禅师来中国受学各宗禅法。宋元丰末(1085)更有教家义天入宋,从汴京觉严寺有严、杭州大中祥符寺净源、从竦等学贤首宗,天台宗,携归章疏三千余卷,后编录刻入续藏经。他在高丽,弘传贤首宗而外,还弘天台之教。又日本在北宋时入宋僧人不多,知名的有奝然、寂昭、成寻等三数人。他们多为巡礼祖庭,到天台、五台等地。奝然还接受了宋帝赠送的新刻大藏经印本,又模造旃檀佛像携归,近年在佛像中还发现了当时装藏的各种宝贵文物。成寻也带去宋代新译和著述的印本。及入南宋,中日交通骤繁,日僧入宋者很多,现在可以指数的几达百人,宋代禅宗和律宗即因以弘传于日本。如在南宋孝宗乾道中(1171),先有日僧觉阿、金庆入宋参灵隐慧远禅师,归国谈禅,引起日本佛教界极大注意。其后荣西于淳熙末(1187)再度入宋,学禅于天台万年寺怀敞禅师,回国提倡,因有临济宗的立。荣西的再传弟子道元,随其师明全于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入宋,历游天台、径山等处,从天童长翁如净得法而归,创曹洞宗。嗣后日僧来宋问禅者还很多,宋僧兰溪道隆也去日传授禅法。又日本律宗原由唐代鉴真律师传入,后渐衰微,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19),日僧俊芿入宋,从明州景福寺如庵了宏(元照直传)学律三年,又学禅与天台教,一共在宋十年,归创泉涌寺,大传律学。又有净业,于嘉定七年(1214)入宋,就中峰铁翁学律,在宋十四年,归创戒光寺弘传律学,与泉涌寺并峙。

宋代的佛教文学、艺术,也有其特色。当时禅宗盛行,各家的语录,都运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别创新格,因而影响到一般文学。特别是儒者说理的记录,也时常模仿它。还有俗讲变文一向在流行,并演变为唱曲,虽遭到当时政府的禁止,但俗文学中评话、小说及唱讲词本都已受其影响而益加发展了。在佛教艺术方面,塑像技巧显著提高,而以写实见长,形象亦端严优美,能刻画性格。遗存的代表作品有麦积山石窟中供养人像、长清灵岩寺罗汉像、太湖洞庭东山紫金庵罗汉像等。石刻比较稀见,但如杭州南山区及飞来峰诸刻,又四川省大足县宝顶摩崖各像,都极生动精致,技巧也很洗炼。宋代造塔以多檐多角的为常见,仅江西一省遗构即不下十处(如浮梁西塔寺塔为宋初建筑,安远无为塔为南宋建筑等)。又仁宗宝祐初(1048),开封建塔供奉阿育王寺佛舍利,其塔连基高二十余丈,用褐色琉璃结构,有铁塔之称,尤为突出。在绘画方面,则发挥宋画写实之长,多画观音、罗汉、高僧等像。作者有李嵩、梁楷、贾师古等。僧人以佛画著名者有牧溪、玉磵、仲仁等。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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