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编委会序

《两个千年与两个百年》

　　回顾，中国佛教二千年。

　　公元前2年，是汉哀帝元寿元年，中亚地区的大月氏使臣伊存前往中土，向西汉时期博士弟子景卢口授了《浮屠经》。这是迄今见诸正史、被明确记载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

　　1998年，经赵朴初（1907年-2000年）会长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扩大会议确认，以“伊存授经”作为“佛教初传”的历史标志。随后，经国家宗教事务局研究并报请中央领导批准，由中国佛教界和中国学术界联袂，在1998年度举办了“中国佛教二千年”的盛大纪念活动。

　　在迄今两千余年的岁月长河中，中国佛教以其般若圆融的法性，不断适应着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发展，为祖国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回顾这两千余年，可以看到中国佛教经历的几多风雨与辉煌。

　　从前述的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至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是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千年。

　　在这一千年中，前582年是中国佛教早期的“译传阶段”，佛教从初传时与中国本土思想和现实社会的简单结合，转向旨在追本溯源的大规模佛经翻译与佛教专题研究。在此五百多年中，更成熟、具有更浓厚的中国特色的佛教不断茁壮。“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道安（312年-385年）、“中国佛教文化开拓者”慧远（334年-416年）等高僧使佛教在中国社会中取得了独立地位，也确立了中国佛教“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处世立场。

　　隋唐时期（581年-907年）被称为“中国佛教鼎盛时期”。此时期在“译传阶段”的基础上，以“东土释迦”智顗（538年－597年）开创天台宗为始，不同的派别都以一定的印度佛教经典作为立宗、判教的依据，创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中，“六祖”慧能（638年-713年）予以弘扬光大的禅宗，被举世公认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此时期的中国佛教各宗充分发挥创造性与协调性，可称为“创造阶段”。

　　在中国佛教发展5个世纪前后，今日盛行巴利语系佛教的柬埔寨、泰国、缅甸诸国，已与古代中国交往频繁。7世纪中叶至9世纪上半叶，是藏传佛教持续约200年的“前弘期”。中国佛教三大语系俱足的格局，逐渐形成于第一个千年的尾端至第二个千年之初。

　　在第一个千年的尾端，中国佛教历史也记录了黑暗的一页。唐末及五代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除禅宗之外，佛教各宗都出现了暂时的衰败，甚者其主要经典都已失传。但随着宋代（960年-1279年）的建立，中国佛教的历史进程重新走向高潮。中国佛教的第二个千年，以开创“咸平之治”的宋真宗在即位后亲撰的《崇释论》宣告开始。

　　复兴的佛教，在规模、人数等方面很快胜过前朝，各种主要宗派都得到恢复与发展。宋孝宗明确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佛教，从此在中国走上了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之路，且从未退转。

　　宋、元、明、清四朝，直至公元1898年，是中国佛教的“融合阶段”。“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在清代盛世的空前的广大版图上和众多人口中，佛教的踪影几乎处处可见。这900年间，佛教空前广泛且深入地与中华文化进行了全面结合，特别是借助于诗词、剧作、小说等文学形式及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佛教在中国已在方方面面融入人们的生活，“日用而不知”。佛教文化，成为民间风俗以及中华民族心理、思维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

　　佛教传入中国后，派生出地位仅次于佛、有具体司职的“菩萨信仰”。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菩萨信仰日益深入，出现了能够帮助信徒逃脱现实苦难，实现梦想的“四大菩萨”，即分别代表”大智、大行、大悲、大愿”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与地藏菩萨。与此相对应，中国境内的四座名山也成为了“四大菩萨道场”：山西五台山即文殊菩萨道场、四川峨眉山为普贤菩萨道场、浙江普陀山则是观音菩萨道场、安徽九华山是地藏菩萨道场。明清之际，“四大佛教名山”已形成中国佛教的著名传播中心。

　　在宋、元、明、清四朝，高僧辈出，且大多以出世情怀做入世事业，为国分忧，为民解愁，直至近代“念佛不忘爱国”。这种独特的民族性，再次体现了中国佛教优良传统与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

　　1898年，以“戊戌变法”为转折点，古老的中国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迈上了新台阶。1898年至1998年，在第二个千年的最后一百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建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中国佛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走出了封建时代并逐渐成熟。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曾在《清代学术概论》提及，“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1865年－1898年），在“戊戌变法”中慷慨献身，其以佛教为主旨的重要著作《仁学》，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本世纪上半叶，因应儒家伦理、基督教慈善与科学思潮，中国佛教迎来了诸多变化。民国初年，生活在前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太虚大师（1890年-1947年）认为：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唯佛教思想倡导和平与慈悲，中国佛教应当积极推行“人生佛教”，如他在《人生的佛教》中所说：佛教的本质，是平实切近而适合现实人生的，不可以中国流传的习俗习惯来误会佛教是玄虚而渺茫的；于人类现实生活中了解实践，合理化，道德化，就是佛教。太虚大师倡导的“人生佛教”，其内涵是——人成即佛成。

　　其后出现的“人间佛教”是对“人生佛教”的推进，诸多高僧大德都曾提倡并践行人间佛教的思想。“人间佛教”具有六大特点，人间性、生活性、利他性、喜乐性、时代性与普济性。

　　而上述六大特点，恰恰是佛教两千余年历史的真实总结。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在人间出生、在人间成道、在六道各地为六道众生说法、在人间入灭。他并非虚拟的神灵，以佛教的观点来说，“佛是觉悟之人”。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围绕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他在经典中告诉人们为人处事的正确心态。佛法并非只是出世间法，反而更加贴近人的需求。佛教强调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尤其大乘佛教更注重“自利”与“利他”。佛教徒常行慈善事业，便是“利他”思想的表现之一。释迦牟尼佛长久以来即发愿要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佛教也是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得到永久的、究竟的快乐。释迦牟尼佛所说过的教法一直存于世，仍然清晰而正确地的指引着人们。可见，佛法可以随时间的改变，以不同方式与人们的心灵相应。释迦牟尼佛的一生、佛教的基本宗旨，都希望能救度一切的众生，不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佛教徒或是非佛教徒，众生平等，从无例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佛教从此也进入新的时期。1953年5月，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的爱国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赵朴初居士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

　　当中国佛教迎接一千九百八十年的时刻，新中国又一次迎来时代变化。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重新唤醒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社会思想得到了新的解放。其中，对宗教、对佛教的认识也面向现实、面向实践、面向真理，逐渐发生了变化。

　　自此开始，中国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团结各民族佛教徒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祖国统一、世界和平作出着重要贡献。

　　1980年底，赵补初居士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随着时代的更迭与前进，人们需要更有深度、永续的心灵佛法。人间佛教，依然具有其时代性的作用。1983年，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今后中国佛教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就是人生佛教，是继承人生佛教而来的，其核心思想是：立足于人生，趣向于佛陀。

　　赵朴初居士融佛法于时代，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和平统一、推动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佛教百废待兴，朴老殚精竭虑，推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并结合国情和时代的需求，指明了当今中国佛教发展的大方向。赵朴初居士是20世纪中国佛教界公认的杰出领袖，深受海内外广大信教群众的尊重与爱戴。

　　经历二千年的水乳交融，中国佛教几乎已与每一位国人的心灵生活无法分割。在中国佛教迈入第三个千年的同时，新中国也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新阶段。中国佛教，需要与国家、民族共同腾飞，需要不断为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人民提供呵护心灵的资粮与能量。
　　
　　展望，新中国的两个一百年。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及：“为了实现中国梦，我们确立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2021年，举国迎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了“两个一百年”中的第一个奋斗目标。过去的一百年，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为人民服务、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全中国的不懈追求。

　　不久之后的2049年，即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我们需要完成“两个一百年”中的第二个奋斗目标——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展望下一个百年目标，中国佛教应该做些什么？或许，我们可先明确一下中国佛教的优势是什么？再看它所能作的贡献。
中国佛教的优势，在于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佛教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佛教与其他文化、民族、国家的充分协调与适应。中国佛教在保持纯正的佛教基本教义的同时，从来都不脱离民族与国家的命运而去寻求单纯的自我解脱，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

　　第二，佛教三大语系的团结与统一。中国是世界上共存佛教语系和宗派最多的国家，且只有在中国才拥有各语系、各宗派团结、统一的局面。中国自古从未因宗教而发生过战争，三大语系相互尊重，中国民众对三大语系尊奉如一。诸系、诸宗各自独立发展，在教理教义上相互交流圆融，法法圆融而又法住本位，达到新层次的圆满结合，将是中国佛教在新百年中的大课题。

　　第三，佛教极具文化、艺术的内涵，丰富且深厚。二千年的中国佛教，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宝库增添了无数的瑰宝。中国佛教在中国文化历史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不懂得中国佛教就不懂得中国文化，不懂得中国佛教就不懂得中国历史。这座文化宝库，可造福当代与未来。中国佛教身在宝山，应多设方便法门，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佛法真谛传播世间。中国佛教的文化工程应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旗帜之一。

　　第四，佛教对生、老、病、死等人生际遇的终极关怀。中国佛教与民众的人生际遇息息相关，僧众作为人天师表，自古便为信众解答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禅门公案记录了无数生动实例。佛教要复兴，离不开民众的崇信；而民众的崇信，离不开佛教对民众的关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悲喜舍，是重要的形式。新的百年里，中国佛教应成为中国民众最亲切的师友，启迪智慧，净化人生，以法施正信教化；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资生奉献，行菩萨道，建人间净土。

　　第五，佛教对亚洲、世界的和平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中国佛教对亚洲的影响，特别是在中、韩、日三国佛教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是宝贵的历史遗产，也是赵朴初会长长期倡导并辛勤从事的“黄金纽带工程”的丰硕成果。中国佛教不仅促进着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友好往来，而且对欧美各国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作为中华文化的特殊体现，中国佛教已在“第一个一百年”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第二个一百年”的进程中，让佛教文化之灯世代相传，让佛陀智慧之光人天普照、法轮长转，是每一位佛教界人士、爱国人士的笃定志向。

　　法不孤起，仗缘方生。2022年，是我们回顾与展望的一年。未来，充满不可思议。面向未来，作为普贤菩萨道场已一千多年的峨眉山，将继续坚守“文化立山”的初心与职责。故此，特别推出《峨眉山禅茶文化系列丛书》，“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

《峨眉山禅茶文化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  释永寿

2022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