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佛教网消息：2014年12月17日，佛教与东亚宗教写本研究国际研讨会进行了三场论文宣讲。

　　论文宣讲前进行了两场主题演讲。

　　普林斯顿大学太史文: 《敦煌写本的起源》。讲者认为，学者们接受了敦煌遗书的图书馆性和一统性, 他们在研究中自然而然地化比较少的气力去考证这些文献的不同渊源和他们产生的不同的宗教和社会氛围，他的论文通过对一批中文和藏文遗书的览阅, 目的在于唤起学者们对敦煌遗书的不同的创造环境的关注。

　　北京大学湛如法师: 《从敦煌到长安：写本文化大背景下的西明寺》。他的演讲分三要章节：御赐写经，西明藏的形成；敦煌与长安，写本互动中的西明寺；敦煌与长安，佛学思想互动中的西明寺。讲者认为，距长安千里之外的敦煌，由于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与长安佛教之间呈现密切的互动关系，以写本互动为重要线索，西明寺既有其独特性，又是唐代长安寺院佛教的一个缩影，它的独特性，是在拥有西明藏的基础上，以时代佛教的大繁荣为背景，以写本的创建以及知识的传递为线索，寺院空间、历史人物活生生的智慧、以及写本文化交汇共生的结果。他认为，唐代的写经与西明藏转梵为汉，西明寺系的佛经翻译，包括西明寺的译经、敦煌译经与长安归藏西明寺与敦煌，包括义学沙门与敦煌、写本拓本与西明寺题记。他的演讲结合写本文化和寺院研究，呈现了敦煌与长安佛经以写本为媒介的互动探讨了西明寺在丝绸之路上扮演的独特角色及西明藏的重要价值。

　　第一场演讲的主题是《敦煌写本研究: 大问题与广视野》，由清华大学圣凯法师主持、剑桥大学高奕睿教授评议，有三人宣讲论文。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张涌泉:《字形辨析与敦煌佛经写卷的断代及缀合》。讲者认为，敦煌佛教文献的研究却是整个敦煌学研究中的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推本厥因，则端与敦煌佛经写本多为残卷断片、抄写时代不明有关，所以写本的断代与残卷的缀合是敦煌佛教文献研究的先行工作。这两项工作的开展涉及内容、纸张、行款、符号、用字等方方面面，而当看不到写本原卷而主要依赖于网上公布的照片或影印的图版的时候，用字辨析的重要性则尤为突出。本文试从新字推源、字体比勘、字形认同、字形明异四方面就此展开讨论。

　　首都师范大学刘屹:《敦煌道经写本对道教史研究的贡献》。讲者认为，如果说以前的论述是立足于敦煌道经写本的实际情况，重点来说明哪些材料已经对道教硏究带来了哪些贡献，本文则希望立足于道教史发展和硏究的立场，从更大的背景下来观照敦煌道经写本还能为我们认知道教史提供哪些新的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陈金华:《对佛教与东亚宗教多煤质资料做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散议》。陈教授强调，在汉语大藏经的研究方面，在努力呈现历史真实时，如果想取得任何程度上的成功，就必须把藏内与藏外材料进行认真比对研究。本研究进一步提醒学者们注意不断增长的藏外材料。为了能够更为精准及生动地还原历史真实，我们应把这些材料进行搜集、分类、并与相关的经典材料进行互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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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场演讲的主题是《在日本的汉文佛教写经 (中国的，偶尔也是韩国的?)》由南京大学曹虹主持，佛光大学索罗宁评议，有四人宣讲论文。

　　浙江工商大学王勇:《奈良时代唐写经的传播——以“阙经目录”为线索》。讲者提到，为何天平宝字五年（761）三月的时间节点，日本一切经的总数达到5437卷，比《开元释教录》多出389卷？本文则从入唐求书的角度，考察日本人孜孜不倦地入唐购求阙本、残卷、新译，而中国直到五代时才开始向海外索求佚书，此亏彼盈造成了双方的差距。

　　韩国东国大学金天鹤:《<法华经>论子注之文献流通与思想》。论文以圣语藏本金沢文库本为中心，介绍了《法华经论子注》的流通与现存版本，与现存法华经论的比较，对《法华经论子注》思想进行分析，推测其出自新罗人的可能性。

　　韩国东国大学崔鈆植: 《<大乘四论玄义记>写本之基本考察》。作者认为，现在的续藏经本《大乘四论玄义记》中不仅存在很多判读不明的汉字，而且很多字句没法解读。本文是对2009年《大乘四论玄义记》校勘工作的过程报告，通过具体的实例来说明因为怎样的原因而导致在判读上出现问题，希望本文能对以后《大乘四论玄义记》的内容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作用。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大学纪强:《中国佛教与<首楞严经>和楞严咒中的相对正统性: 敦煌和日本的古写一切经本的研究》。本文研究主要基于金刚寺的日本古写大藏经中的两个写本：《首楞严经》卷七和《古今译经图纪》。《开元录 》和 贞1181-001写本的《续图纪》都认为怀迪和无名的梵僧取得《首楞严经》，再加上其他的历史示例，使我们可以看到《首楞严经》对历史相对正统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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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场演讲的主题是《敦煌、中国本土与东瀛：东亚大背景下的敦煌写本》，由浙江工商大学王勇主持，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大学纪强评议，有五人宣讲论文。

　　剑桥大学高奕睿:《中国中古教育工作：<蒙求>写本》。作者认为，《蒙求》的敦煌本、黑水城本、辽本反映了中国中古时期边地的教育状况，本文通过检视这些不同版本的《蒙求》，以期引起人们对其在边地汉语教育中的重要意义的关注。

　　清华大学圣凯法师:《 地论学派“变疏为论”现象探析》。论文认为，敦煌遗书中出现一些标题为“实相论”的写本，如《大乘五门实相论》（BD03106）、《大乘五门十地实相论》（BD03443）、中村不折藏敦煌写本《仁王般若实相论》卷二等，实为《大集经》《十地经论》《仁王般若经》的注疏，这些著作皆与地论学派有密切的关联，是北朝佛教“变疏为论”的特殊现象。本文详细考察北魏佛教释经论译出的影响，从敦煌遗书写本中探讨北朝佛教“变疏为论”的心理动力，以及本土高僧著疏的心理原因。

　　芝加哥大学柏岗:《中国仪礼语汇在建构中的变通：三部写本散议》。论文以《佛说陀罗尼集经》等三部写本为例，说明了仪礼语汇与使用者、保存者、刻写者的一体性，在使用过程中，不仅是其写法，仪礼的所有因素都是是重构的，新仪礼语汇得以建构的材料可能是语言的具体形态而非它抽象的思想内容。

　　南京大学曹虹:《围绕《续高僧传》的诸问题》。论文认为，日本金刚寺一切经本《续高僧传》，现存二十八卷，据相关专家考察认定，其书写年代当在平安后期至鎌仓时代，更为值得瞩目的是，该写本较之刊本大藏经系列的诸本以及同为古写本的兴圣寺本，反映了成书的更早期形态，以其中卷四《玄奘传》而言，该写卷与刊本大藏经所收诸本差异较大，记述止于玄奘生前的贞观二十二年（648）之事迹，反映的是撰者于贞观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之间的编撰形态，也应是本传的现存最古之本；刊本大藏经所收诸本在文本信息、文字等方面固然更其整备，当然也窜入后人的改变；金刚寺写卷的文献学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由此而可知《续高僧传》的成书有其阶段性。尽管从编撰形态上看，初成之本可能不如后续阶段之本的材料转详或润色趋稳，但是我们将该写卷与通行之刊本校读之际，有一个印象或许应该强调，该写卷于措词之际，比之后来进一步润色定稿之刊本，对高僧与王权交接之际，似更多显示僧人之独立自尊情愫。讲者认为，道宣在写本所显示的编撰阶段，或许更为因心任情，因此打磨所疏，反而留下更显平视王权之文字痕迹。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林佩莹:《最澄的旅行文件: 中古中国的地方佛教与外交关系》。论文通过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在中国南方的活动，呈现了佛教与官方、中国与日本之间互动交流的政治原委和最澄与中国天台宗道邃交往的原貌，揭示了中国南方多元文化中佛教人际网络的重要性。

　　本次研讨会共六场论文宣讲，18日还将宣讲三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