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中国佛教不仅需要“走出去”，也需要“引进来”。斯里兰卡、泰国等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完整戒律传承及禅观体系，韩日等国家以及台湾地区的佛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许多好的作法，都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当摒弃狭隘的门户之见，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吸收一切佛教传统的精华，与全世界的佛弟子携手并肩，共同让佛陀的教法在全球范围内绽放异彩。总之，在今天这个人类的距离被大大缩短的“地球村”，中国佛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弘扬大有可为，世界佛教的互动与交流将与日俱增，衷心希望大家能以古圣先贤为榜样，本着“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的精神，无愧于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大和尚。 

　　近年来,中国佛教积极开展对外友好交流,为宣传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展示中国佛教良好形象,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佛教的对外友好交流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接待国际友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向他们展示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情况和中国佛教健康发展的生动实例。二是组团出访,参加重要的国际宗教会议,弘法海外。 

　　在30多年的对外交往活动中,中国法师不仅广为弘扬佛法,充任弘法使者,而且还肩负和完成了文化交流使者、和平友好使者和沟通使者的使命,充分体现了当代都市中的佛教对外交往活动的时代特征。

　　从中国海外西行求法第一人到当代对外交流弘法，历史上三位弘法大师。

中国海外求法第一人当属法显大师 

　　法显在南亚诸国大名鼎鼎、家喻户晓。印度人甚至将其与阿育王相提并尊，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学家曾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法显不仅是佛教史上的高僧，在我国留学史上也是空前的第一人，他对我国同南亚各国的交往，对民族文化的贡献与影响，可说是光耀千古。 

　　法显, 姓龚，平阳武阳人。以晋安帝隆安三年，从长安出发，渡西流沙，六年到中印度，停住六年，学戒律梵语.后又游历多国, 坐船归国, 并于杨都译经。 

　　法显留下了《佛国记》一卷, 详述西行求法的经历，此书成于义熙十二年（416），为中国古代以亲身经历介绍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情况的第一部旅行记。它对于后来去印度求法的人，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同时在他的记载里，还保存了有关西域诸国的许多可贵的古代史地资料。因此，近代有英、法文等译本，极为各国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所重视。 

　　法显是第一个用文字记述印度取经见闻的人。他著述的《佛国记》，是一部集地理、历史、社会、宗教之大成的杰作，对中国西北及中亚、南亚、东南亚广大地区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及至社会发展、经济制度等都有所述及，在世界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佛国记》不仅被郦道元的《水经注》引用了20多处、收入《四库全书》，还先后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日文、印度文和尼泊尔文本，对后来去印度求法的人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法显从印度带回一颗真身佛牙舍利, 现被作为国宝珍藏在北京, 它对增强中国佛教对世界佛教的影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大唐西域记》玄奘大师

   玄奘,唐朝的高僧，于唐太宗时到印度研究佛学十七年，回国后翻译佛经很多，人称三藏大师,为法相宗的开祖。玄奘曾于当时印度最高的佛学府—那烂陀大学讲授唯识学,深受各国求法僧人的好评,为中国佛教界赢得了声望. 明朝时根据他去印度留学所行路上付出的艰辛而写成脍炙人口的小说 “西游记”被翻译成多种外文, 使中国佛教文化逐步被世界很多国家所认同。

舍身弘法的高僧鉴真 

　　鉴真原姓淳于，14岁时在扬州出家。由于他刻苦好学，中年以后便成为有学问的和尚。724年，他应日本僧人邀请，先后6次东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754年到达日本。他留居日本10年，辛勤不懈地传播唐朝多方面的文化成就。他带去了大量书籍文物。同去的人，有懂艺术的，有懂医学的。他们也把自己的所学用于日本。鉴真根据中国唐代寺院建筑的样式，为日本精心设计了唐招提寺的方案。经过两年，唐招提寺建成了。这是日本著名的佛教建筑。 

　　763年，鉴真在日本奈良逝世，被安葬在唐招提寺。鉴真的弟子还为他塑造了一尊干漆坐像，至今仍存放在唐招提寺里，成为日本的“国宝”。 鉴真东渡，对促进中日关系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 

　　鉴真大师不畏艰险，不顾目盲，六次东渡，舍身送法，将中国佛教的大盛戒律传给日本,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师. 1963年是鉴真圆寂一千二百年，中日两国佛教界和文化界同时举行了广泛、隆重的纪念活动，并互派代表参加，日本人士将鉴真事迹写成小说，编演戏剧。1980年，鉴真像回国探亲，在扬州和北京都受到中国人民和佛教徒的瞻礼。通过这两次纪念活动，加强了中日两国佛教徒和人民的友好关系。 

　　中国佛教以“黄金纽带”凝聚文化力量，佛牙舍利、佛指舍利以及佛教音乐出国、出境供奉、巡演等活动的开展，对于深受佛教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来说，由于相同的佛教文化背景和历史上友好交往的传统，成为加强交流的媒介和推动力量。对于佛教影响不大的国家或地区来说，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同样可以增加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从而促进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