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论是佛教的根本原理及理论基石，佛教“三法印”及其庞大的理论体系皆据此推导而来，显示了佛教与其它宗教的不共特质。缘起论的最伟大之处是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所谓缘起，就是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存在都有其必须依据的条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与发展，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时期总是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中国佛教二千多年来的实践来看，中国佛教取得的最成功的经验就是遵循了“缘起”法则，没有将佛教思想教条化、凝固化，而是将佛教基本原理当作一种活的精神，使其不断与中国本土具体情况相结合，努力追求文化创新，实现了佛教理论与当地现实的互动与协调，使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得到持久的传播和发展。

　　一、中国佛教发展史也是中国佛教文化创新史，这是二千年来中国佛教界践行“缘起”精神的结果

　　关于缘起，佛陀在《杂阿含》中有生动的譬喻：“譬如三芦立于空地。展转相依。而得竖立。若去其一。二亦不立。若去其二。一亦不立。展转相依。而得竖立。识缘名色亦复如是。展转相依。而得生长。”这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依各种条件而存在，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按照缘起法则，佛教的传播应契理契机，具体离不开以下三要素：佛法理论、传法者、本土化，而中国佛教正是将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取得成功的典范。佛教发源于印度，但在本土的发展却日渐式微，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覆灭的命运 。但佛教在中国却显示了它的旺盛不衰的生命力，这是因为中国历代高僧大德们深刻领悟到了佛教的缘起精神，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将印度佛教本土化的结果。佛教中国化的表现形式就是佛教文化的不断创新，使来自印度的佛教理论不断适应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特征、民族特性，为自身不断取得生存的土壤和空间，最终成为了中国本土民族化、大众化的宗教。

　　二千年来，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佛教文化创新的过程，文化创新主要表现在艺术、教义、传播手段创新三个方面。

　　首先是佛教艺术创新。在古代中国，佛教艺术的最重要表现形式就是雕刻艺术，其早期的本土化经过了从印度经新疆石窟到郭煌石窟这一条线路。北魏孝文帝南迁而定都洛阳后，由于进入了中原这一传统的汉文化地域，此时开凿的龙门石窟已基本完成佛教造像中国化，梁思成曾评价卢舍那说：“其雕刻之精妙，光影之分配，足以表示一种内神均平无倚之境界也。总之，此像实为宗教信仰之结晶品，不唯为龙门数万造像中之最伟大最优秀者，抑亦唐代艺术之极作也。”

　　重庆大足石刻是佛教雕刻艺术本土化的最后完成。大足石刻已经完全脱胎于印度土壤，完全是中国特色的了，也是历经数百年艰苦的本土化进程的最后总结。大足石刻雕刻题材以百姓喜爱的事物为对象，人物造型以当地百姓为蓝本，儒、释、道三教高度统一，与云冈、龙门石窟与大足石刻比较、注重诗意化的世俗性， 表现了人性的浪漫与辉煌。邓小平同志在参观大足石刻后说：“这完全是中国的了。”这是对民族化、大众化的大足石刻艺术的高度概括总结。可见，中国佛教雕刻艺术的创新不是与世隔绝、脱离欣赏者和接受者的创新，而是面向大众，面向生活这一广阔天地的创新，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创新精神和聪明智慧。

　　其次是理论创新。印度佛教的本土化更体现在对教义的创新上，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汉代与神仙方术宗教迷信思想相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与玄学相结合，隋唐时期形成宗派，自成体系。佛教与道教、儒家思想旧称三教、深入到了政治思想领域及人民生活并对宋朝理学有深远的影响。中国佛教理论创新的最高成果是禅宗，它的基本经典《坛经》为南宗创始人惠能（638－713）所作，中国人所作而被称为经的仅此一例。六祖禅法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和时代背景。从前者言，从达摩开始就有了融会般若与如来藏的倾向，而实现了二者真正融合的是六祖惠能。六祖承袭了“东山法门”重视般若的特点，将《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思想贯穿于佛家心性论与修道论中，六祖并不预设一个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而将此心系于“不住”之一念中，心无所住即是般若行，心若不住，如来藏自性清静心则自然显露。此清净心不可得、不可求，只能在念念不住中自然显现。六祖的理论继承了印度佛教精髓，为禅法实践的大胆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后者论，中国隋唐时期的宗派，由于寺院经济发达，生活更加接近世俗封建贵族、学习重视烦琐的注释、阐发，日益走向经院哲学，与普通大众差距拉大，但也有像惠能这样的出身低贱，学问不多的下层僧人，他们在理论修持、仪式演习、接受布施方面处于劣势，这种处境决定了他们的创新意识的产生：不要论证，不要引经据典，不主张累世修行就能成佛。于是，将印度佛学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结合，六祖提出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说，这是对道生的“顿悟成佛”说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当时日趋腐败的繁琐的佛教现状的反动，从他开始，主张不要背诵佛经，而要体会佛经的精神；不需要经历三大阿僧祗劫的累世修行，只要主观上觉悟，就可以成佛。这一简单速成的道路，对广大群众极具诱惑力，禅宗由此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开创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新纪元。

　　第三是传播手段的创新。佛法弘传的传统形式是佛经直接翻译和阅读，中国佛教在阐扬、传播佛法的过程中，在语言形式上有许多创新，以转读与唱导最为著名。所谓“转读”就是以抑扬顿错的声调吟颂佛教典籍，以语音的技巧去感染信众，增加佛法的吸引力，故《高僧传》认为，只重语音而不重文义，不能成就佛道；相反，又不能将众生引入佛门。而“唱导”就是以通俗的韵文吟唱等形式说唱佛教教义，以各种比喻和寓言将佛经铺演出长篇故事，以宣扬佛理、引导众生。转读与唱导是南北朝时期佛教主要的弘法手段，唱导之僧也是当时斋供不可或缺的角色，受众范围上至君王下及平民，以当时斋供之盛，寻常唱导僧众必有可观的数量。正是由于众多的唱导僧人投入创造性的类似后世“俗讲”的宗教实践活动，为佛教吸引了大量的信众，为唐代佛教的兴盛和佛教中国化奠定了深厚的信众基础。

　　“缘起”的最重要本质是和合性和变化性。事物生起及存在是因与缘的和合，依赖于各种条件的具备与会合，这就是和合性；由于诸缘聚合，任一缘发生变化都会引起事物整体的变化，事物的存在仅是一种暂存，这就是变化性。佛教进入中国后，作为因的佛教的基本原理不变，但是作为缘的存在环境发生了改变，因此佛教的存在形态也应转变，实现这个转变的手段就是文化创新。中印高僧大德以他们的聪明才智，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终于实现了印度佛教逐步实现了中国化，最圆满地实践了佛陀的“缘起”精神。

　　二、遵循“缘起”精神，与时俱进，加快当代社会佛教文化创新步伐

　　坚持“缘起”精神，实现佛教精神与中国现实社会水乳交融，这不仅是中印高僧大德们出于佛教中国化的高度自觉，更在于佛教那种涵盖人间万象的包容性。中国佛教二千年的辉煌历史虽然已成过去，但其取得成功经验仍将指引着现在和未来中国佛教的发展之路。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但在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下仍然涌动许多不安定的暗流，国家冲突、民族冲突持续不断，生活环境对个体的压力导致其精神紧张度的提高使人们对宗教有了新的诉求，宗教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国佛教同样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佛法如何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处理好佛法与世间法的圆融性和小共性，保持从林的清净庄严和佛教徒的正信正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佛教的积极作用，这已经成为关乎中国佛教前途的重大课题，也是时代赋予中国佛教的使命。从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我们得出的结论，只要我们坚持“缘起”精神，将佛法视作“活”的灵魂，与当代中国的现实紧密结合，自觉实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力进行佛教文化创新，中国佛教就能够为自己开辟出一条更加宽广的生存与发展之路。

　　具体来讲，当代中国佛教应当在艺术、教义、制度及传播手段三个方面进行文化创新。

　　1、推动佛教艺术创新，增强佛教的艺术感染力和吸引力

　　佛教艺术特别是佛教雕刻艺术，可以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注入到佛教机体，增强佛教的精神感染力，巩固信仰者的宗教信仰和激发他们的宗教感情。同时，也可以以艺术这种通俗易懂、生动感人的形式使佛教思想为社会不同个体所接受，最大限度把佛教推广到社会的各成员中去。只要看一看中国历史上众多的佛教造像如龙门石窟、乐山大佛，就知道佛教造像在佛教的中国化、佛教的传播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了。

　　近年来，国内建造了不少佛像，其中不乏大胆创新的惊世之作，如峨眉山金顶的十方普贤圣像和南海海上观音圣像，为信众的吸引、佛法的弘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十方普贤菩萨圣像高踞峨眉金顶，耸立云霄，光照大千，圣像的十尊普贤头像表征普贤十大行愿；而南山海上观音圣像则凌波伫立于南海之上，万众仰止，慈悲泽被十方，像体为正观音的一体化三尊造型，分别为经箧观音、持莲观音、持珠观音，南海海上观音圣像是观音化身和观音法门的综合体现。这二尊圣像从设计造像理念、结构造型、视觉效果看，可称是世界佛教造像史上的巅峰之作，既符合佛教教义，体现了普贤行愿无尽、理事圆融和观音无缘之慈、同体之悲的形象，又适应信息时代之要求，具备现代美学、建筑学、雕塑学、佛像艺术的时代特色，完善地展现了普贤菩萨和观音菩萨的神圣和道场的庄严，是佛教艺术的一次伟大创新，其意义可与龙门石窟的卢舍那造像相提并论。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佛教虽然在雕塑艺术上取得了重大的创新和突破，但在其它造型艺术如建筑、绘画、舞蹈及声乐艺术上的却未取得如此成就，不能从多层次、全方位对信众产生感染力和吸引力。

　　2、实行教义创新，走人间佛教的道路，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按“缘起”法则，世界上一切都是相互依持、相互联系，人不能看作一个个体，而应看成是整体。在追求解脱的实践中，不是要一个人单独行动，而是要全体行动起来，在缘起的条件下，自利是不可能的，而要自利利他，甚至以他为自，只有把自己融合在众生的汪洋大海之中，才能证得涅槃；另一方面，诸法实相就是与涅槃相对的世间的实相，世间是流转、涅槃是还灭，但世间的本质皆空，因此世间即涅槃。这样，“缘起”法则就已经指明了佛教发展的方向就是就是践行大乘菩萨道的人间佛教。

　　鉴于民国年间佛教自甘沉沦、不关心社会、现世人生，即将成为一种“超亡度鬼”之教的流弊，太虚大师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其核心是佛法应该关注现实人生、把成佛立足于做人的基础上，佛教并不是做远离人间的事，也非去做神奇鬼怪的事，而是为满足人的需要建立人间佛教，人间佛教能为众生铺就人生的坦途，不仅是一条转变现实世界的光明大道，而且能完善众生的人格而最终建立人间净土。因此，他提出了“即人成佛”、“人圆佛即成”等口号，以鼓励僧众和信众从现实人生出发，由自身当下做起，这也就是说，成佛就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就在人的日常道德行为中，否则，人格尚亏，菩萨的地位便无处安置，更谈不上佛陀果成了目的，故大师偈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

　　应当说，大师所痛斥的那种种流弊在现代中国并没有消失，在信众中，轻今生而重来世、自度不度他的现象还很普遍，这对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是有害的。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只有走人间佛教的道路才能纠正这些弊端和矛盾。

　　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就是大乘佛教的自利利他精神，强调自利与利他的统一，强调世间与出世间的统一，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所以人间佛教提倡高尚人品，但不能满足于此，而是要修学菩萨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人间佛教注重的是现实人生，而不是来生，把握住现实与当下，让今生今世活得有价值、有意义，这比下世更值得关注。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方向，主要是为了强调佛教入世的一面，突出佛教道德教化的优势，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其最终目的和意义是利益国家和社会，实现人间净土。

　　3、促进弘法手段创新，加快佛教制度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按缘起法，法不孤起，必待因缘。在佛教四依止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识，为佛教现代化做了原则性的指导。在历史上，佛教总是站在创新的前列，佛教是最早使用纸张书写经文和印刷经卷的宗教之一。今天，在世间流传了两千多年的佛教，面对的是信息化的外部环境，更应当借助现代传媒去弘扬，佛教现代化已经刻不容缓。

　　过去弘法布教，只是大座讲经。现代的弘法方法应不拘场所和形式，电台、电视、杂志、学校都可以是弘法之所，歌舞、电影、网络都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但在传教方面，基督教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比如西方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拍摄了宣扬基督教教义之巨片《十诫》，近年拍摄的《达芬奇密码》又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吸引了大众对基督教的关注，而佛教尚未有此类吸引眼球的大片出现，这有待世界佛教界的共同努力。

　　佛教的自身建设与管理也亟待现代化。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佛教本身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这套体系有许多合理科学的成分，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尤其是进入信息时代后，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在顺应历史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佛教寺院管理也理应如此，各级佛教管理部门及寺院应当在继承佛教传统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佛教现代化迈进，在技术层面上，要实现佛法现代语文化，传播现代科技化，修行现代生活化，寺院现代学校化，管理现代科学化，其目的就是要将佛教建设成为富有生活乐趣、财富丰足、现世净土的人间佛教。寺院应当培养僧众利用电脑、学习外语，借助现代科技成果来管理寺院，提高僧人的现代科学文化水平。在佛寺的建筑上，新建的寺院不仅要考虑佛教特色、更要讲究现代实用价值；在佛教文化管理方面，除了保存好教内资料之外，要针对当前时代问题做好文教资讯现代化、大众化弘法工作，出版佛教杂志，开设佛教网站，使佛教的传播深入到社会大众中。

　　三、结 语：“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六祖的教诲就是对佛法“缘起”法则的最好阐释，如响鼓重槌，至今仍振聋发馈。佛法不是孤立存在，只有与世间法圆融合谐、不即不离，适应大环境的变迁，与时代同步，佛教才可能长久住世和健康发展。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南岳千年佛教论坛上，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就指出：“佛教文化中包含着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禅宗文化这样的瑰宝”。回顾中国佛教两千多年的辉煌历史，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实践缘起精神、努力进行文化创新对于中国佛教生存发展的重大意义，创新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时代特征，是推动世界和谐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佛教思想的精髓和推动佛法发展的根本保证。当代中国佛教当高扬时代主旋律、建设人间佛教，以唤醒大众自觉、自净其意、庄严国土，达到实现祥和安定的人间净土这一理想目标，完成时代赋予佛教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