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大千世界

　　世界，是一座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

　　视野决定了观察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它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也会伴随社会历史条件的更新而不断拓展与变化。在当下的全球视野下，可以看到世界文明交流与融合的趋向，开放包容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也契合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孕育、成长的诸多文明与文化，萃聚为一座惠及全人类的宝库。因此，在开启佛教文化之旅前，我们有必要先将视野投向更广阔空间和时间，让心包容更广阔的世界。

一、世界，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之总称。

　　世界，原为大自然的总名，也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之总称。世界是自然孕育的结果，自然是世界的缔造者。在自然界孕育的生命里，人类有了历史、文明，也有了社会、民族与国家，更有了对世界范围内一切概念的认知与区分。世界因人的思想意识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世界形态形成了人们各自的世界观。世界中的万物，皆有价值。因不同阶段的认知而体现出不同的价值，也构成了价值的世界。灭除不安与苦痛，获得心安与希望，是宗教诞生的原动力。

二、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在46亿年的历史变迁中，地球形成了如今独特的地质和地貌特征。按地理区域，世界被划分为七大洲与四大洋。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全世界，便是地球上的所有地方。在有文字可考的几千年中，人类创造出众多罕见、无可替代的财富，被全人类公认具有突出意义与普世价值的文物古迹遍布于全世界。

　　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UNESCO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正式召开会议，评审“世界遗产”。世界遗产被分为三类：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以及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与遗址等；世界自然遗产包括地质和生物结构的自然面貌、濒危动植物生态区与自然名胜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是同时具备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两种条件者，是兼具自然与文化之美的代表，又名复合遗产或双遗产。迄今为止，中国共有四处“双遗产”，分别为：山东泰山、安徽黄山、四川峨眉山-乐山大佛及福建武夷山（2017年，江西铅山以武夷山扩展项目入选）。

　　值得注意的是，被尊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峨眉山与“中华十大名山”之一的黄山，位于同一纬度带之上，即——北纬30度。

　　峨眉山所在的北纬30度，是地球上一条极为神秘又神奇的纬度线，也是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东经86.9度，北纬27.9度）的所在地，通常是指北纬30度上下波动5度所覆盖的范围。纬度相差一度，距离大约相差111公里，因此，北纬30度并非一条“线”，而是较宽的“带”。

　　在中国境内，北纬30度线自西向东穿过西藏自治区、四川省、重庆市、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和浙江省。从地形区角度看，这条线也穿越了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四川盆地、巫山及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地区。

　　2021年，位于四川省的三星堆遗址再次启动发掘与研究工作，“古蜀文明”又一次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在距离三星堆遗址约230公里处的乐山市，即峨眉山与乐山大佛的所在地，这里河流资源丰富，是岷江、大渡河、青衣江的三江交汇处，在乐山合流经宜宾汇入长江。三星堆遗址位于北纬31度，“双遗产”——峨眉山与乐山大佛位于北纬29度，均位于深藏玄机的北纬30度线。

　　北纬30度，串联起美丽的地球，也被称为“地球的脐带”。放眼全世界，北纬30度线自西向东穿越了大西洋、北非、西亚、南亚、东亚、太平洋、北美洲的部分地区，既存在许多奇妙的自然景观，也有诸多令人难解的神秘现象。

　　而从主要河流的角度来看，北纬30度线又经过尼罗河三角洲、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地区、印度河与恒河的中上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及三角洲地区、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等。围绕在北纬30度线附近的河流，也诞生了最早期的人类文明，包含古埃及、古希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中国以及墨西哥、秘鲁等国家或地区。

　　1900年，中国近代思想家、维新派领袖梁启超（1873-1929）在诗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写道：“地球上文明古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因河流附近土地肥沃，成为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梁先生提出人类文明经历的第一纪为“河流文明时代”，是由以上四个“文明古国”组成，这是众所周知的“四大文明古国”说法的早期雏形。梁启超先生提出的“四大文明古国”是独立发展的，这与西方提出的“文明摇篮”的概念类似，均为从无到有。

　　“四大文明古国”对应着“四大古文明”的发源地，分别为黄河-长江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与两河流域。这是大型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四个地区，稍晚一些的古希腊文明（前800-前146）尚未包含其中。

　　进入21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高希在其撰写的《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一书中，又提出“世界五大文明”的学说，称“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中国是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五大文明发源地”。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考古学家夏鼐（1910-1985）在其专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中也指出了两种“古文明”说法：“英国剑桥大学丹尼尔教授在1968年曾认为全世界最古老的独立发展的文明是六大文明：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前二者是有互相影响的关系，这有考古学的资料为证。印度河流域和两河流域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荷兰著名考古学家法兰克福在20世纪50年代初便指出全世界范围内独立发展的文明可能只有三个：近东（埃及、两河流域）、中国与中、南美（墨西哥、秘鲁）。”

　　在关于“古文明”的诸多学说中，中国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明。更需指出的是，一直延续、从未断绝的古文明，从古至今仅有中国。

　　在上一文中，我们已阐释了文明与文化的区别。“文明”的一般标志是文字的发明和利用、金属的冶炼、氏族制度的解体并代之以政治组织的国家。在国家的体制之下，出现了作为政治（宫殿、官署）、经济（手工业、商业）、文化（宗教）中心的城市。产生了文明，便有了文明史。

　　为了更好地学习、理解文化，更有效地掌握佛教文化以及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十分有必要充分了解世界文明史，这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本文仅对世界文明史进行简述，并将文明史的截止时期设定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500年左右，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提出的“轴心时代”。同时，由于墨西哥与秘鲁的古代文明缺少被学界广泛认同的文字体系，所以也暂且忽略这两者。因此，我们将回顾“河流文明时期”的古代西亚、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及中国的文明起源与发展概况。

１、古代西亚文明

　　文明与地理是密切相关的，正如西亚文明根据地理位置分成了不同的六块：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地中海东岸、高加索山区与小亚细亚半岛。因此，古代西亚文明分布在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地中海沿岸地区（腓尼基文明）、现代伊朗西南部地区（埃兰、米底、古波斯的古代文明）以及小亚细亚地区（赫梯文明）。

　　在这些古代文明中，“两河流域文明”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摇篮之一，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来的诸多文明产生过深远影响。“两河”是指幼发拉底河（Euphrates River）与底格里斯河（Tigris River），在古希腊，“两河流域”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语Μεσοποταμία，Mésopotamiā），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其地理位置包括了现今的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叙利亚和科威特的部分地区。美索不达米亚位于东经40-50度，北纬30-38度。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地理环境变化很大，与古埃及地区的相对稳定有很大差别。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中心从苏美尔到阿卡德再到亚述，不断北移或许与两河流域土壤盐碱化造成土地弃耕有关。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是一个连贯的发展过程，最早创造者是苏美尔人。总体来说，大致分期如下：

　　苏美尔文明（前3200-前2300）

　　阿卡德王国（前2300-前2191）

　　乌尔王朝（前2113-前2006）

　　古巴比伦王国（前1894-前1595）

　　亚述帝国（公元前8世纪-前612）

　　新巴比伦王国（前626-前539）

　　我们就其中的苏美尔文明、古巴比伦王国及亚述帝国，进一步简述。

苏美尔文明

　　公元前4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地区的土地相对肥沃，早期人类在此种植大量农作物，此地区被称为“苏美尔”（Sumer）。利用剩余的粮食，苏美尔人与远方（现代的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地区）的人们交换了金属和工具，并使用这些工具修建河道沟渠作为排水通道，进一步扩大农业种植。这里诞生的“苏美尔文明”即指以苏美尔语文献为主要标志的文明，灌溉农业是其发展的主要基础。

　　约在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发明了已知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是由象形文字逐渐演化、简化成的一系列楔形符号，并以芦苇茎、木棒或骨棒在湿泥版上压刻而成。苏美尔人是已知最早用文字记录思想与文学的民族。

　　苏美尔人不仅具有精湛的创造力，更有高度发达的社会与艺术。彼时，苏美尔人建设了许多城邦，最大的乌尔（ur）有四万人口。随后，部落和城邦组织进化为帝国组织。苏美尔人建造了巨大的塔庙和圆顶大厦，建筑的造型艺术有了圆顶、拱门、柱廊、塔楼、彩色玻璃砖镶嵌的异兽浮雕等诸多形式。

　　苏美尔人相信，人为服侍“神”而降生，国王是神明在世界上的代理人，人必须服从“神”，否则必受惩罚，因此建造高耸的塔庙，用来展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世界上最早有记录的信仰便是苏美尔人的信仰，是所谓的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他们认为每一种自然界的力量都有一个神明在主宰，并且具有与人相同的形象。苏美尔人的宗教主要赐予人类物质的财富，尚未产生天人合一、救苦救难或超脱灵魂的精神特性。苏美尔人对来世持有悲观看法，认为人死后灵魂会很快消失，并不会在另一个世界复活并享受永生。苏美尔与后来的巴比伦、亚述时代产生的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成为基督教文化、欧洲文化的远源。

刻有苏美尔王表的泥柱

古巴比伦王国

　　公元前2000年前后，因为埃兰人（来自苏美尔东部的文明）的入侵，苏美尔人渐渐退出了两河流域的政治舞台。此后，苏美尔被阿摩利人（闪米特人中的一支文明）统治，政权移至阿卡德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巴比伦城。著名的巴比伦第一王朝于公元前1894年建立，一跃成为囊括整个两河流域的帝国。

　　公元前1792年继位的第六位国王——汉谟拉比国王（约前1810－约前1750）统治巴比伦长达43年，其政权是两河流域政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汉谟拉比国王在位期间（前1792-前1750），巴比伦成为两河流域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汉谟拉比国王也因制定了目前已知的世界上第一部法律《汉谟拉比法典》并促进了科学、学术的巨大发展而闻名于世。

　　汉谟拉比国王死后，巴比伦王国逐步衰落，惯于征战的赫梯人自公元前1595年开始控制巴比伦。随后，加喜特人统治了巴比伦，又称加喜特巴比伦、巴比伦第三王朝。这支来自巴比伦东部的山民完全接受了巴比伦的语言与宗教，创立了长达400年的王朝，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存续时间最长的政权。

《汉谟拉比法典》

亚述帝国Assyria Empire

　　加喜特人统治巴比伦的时期，亚述人从巴比伦王国分裂出去，成立了独立帝国，并在几个世纪中不断争夺巴比伦的控制权，终于在公元前9世纪，亚述王统治了巴比伦。至公元前8世纪后期，亚述国已成为两河流域最强大的国家。

　　最后一位杰出的亚述国王是亚述巴尼拔（前668-前627），统治着从波斯湾一直延伸至埃及的庞大帝国，为此修建道路、广通邮政。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20720块楔形文字泥板，即来自亚述巴尼拔国王在首都尼尼微（Nineveh）建造的西亚第一个图书馆。亚述人同样吸收了巴比伦的文化，语言与巴比伦人几乎相同。

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中的泥板

　　亚述帝国以野蛮征服起家，其政治、经济、文化都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亚述人在武器技术上勇于创新，发明了攻城车以用于战争。因语言、宗教、风俗、文化的不同，被其征服的国家与地区一直没有停止反抗。

　　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灭亡。

　　此后，两河流域又经历波斯、马其顿、罗马等帝国的统治。但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苏美尔城市国家的形成，至公元前64年被罗马所灭的三千年间，统治这片大地的民族虽数次更迭，楔形文字却一直是美索不达米亚唯一的文字体系。

　　古代两河流域在数学、天文学方面的成就极大。数学不仅已出现加减乘除、平方根与立方根，还创造了10进位制和60进位制。天文方面已能够区别恒星和五大行星，更已观察到黄道。天文历法也极具特色，苏美尔人在阿卡德时代就制定了太阴历，以月亮的阴晴圆缺为计时标准，其中六个月为29天、六个月为30天，十二个月合计为一年，每年354天。彼时的一年从春分开始，古巴比伦历的一月相当于现在的三月或四月。为了把岁首固定在春分，需要用置闰的方法，补足12个月和回归年之间的差额。因此，发明了“闰月”，先后有8年3闰和27年10闰的规定。同时，一小时被分成60分钟，一分钟为60秒。在亚述帝国时期，还确定了七天为一周以及七天的名称，沿用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波斯帝国的居鲁士二世在公元前539年灭掉了新巴比伦王国。波斯文化融合了古代近东地区的成就与风格，而古代波斯人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们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该教宣扬惩恶扬善，强调伦理，认为人有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但他们会在来世为今生的所作所为接受奖赏或惩罚。

　　琐罗亚斯德教的第一个特点是主张“二元论”，认为善与恶是宇宙初生之时就存在的双生儿，两者在人的心中不断冲突。善神是阿胡拉·马兹达（阿胡拉意为“主上”，马兹达意为“智能”），代表光明、忠诚和正直；恶神是阿里曼，代表黑暗和邪恶势力。二者几乎势均力敌，不断争斗，善神最终取胜。琐罗亚斯德教的第二个特点是“救世主”的概念，认为在世界末日到来时，救世主降临，所有的死者要接受审判，行善之人升入天堂，行恶之人被打入地狱，后者只有无尽的痛苦和黑暗。至于那些心意不定、善恶参半的人，将被悬在不上不下的境地。

　　琐罗亚斯德教对“一神信仰”中最古老的犹太教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来世说、死者复活、末日审判等思想使得人们从重视今生转而关注来世的拯救。

２、古代埃及文明

　　公元前5000年，位于非洲大陆东北部的尼罗河谷，诞生了非洲最早的文明。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0-前425）曾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因为农业灌溉必须依靠河流提供水源，这句话便高度概括了尼罗河对古代埃及文明的重要意义与作用。

　　古代埃及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结点，北边的地中海和东西两边的沙漠构成了尼罗河流域的天然屏障。古代埃及在地理位置上有相对的独立性，主要与南部的努比亚，东北方向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两河流域有密切联系和交流。通过治理和控制尼罗河一年一次的泛滥，尼罗河谷拥有了肥沃农田，但是，古代埃及的农业仍具有很大的自然性，其农业技术长期落后于两河流域。

　　不仅是尼罗河谷，沙漠也构成了古埃及文明发展的摇篮，沙漠中的绿洲和矿产为古代埃及带来巨大财富。依靠这些矿产，古代埃及建造了雄伟巨大的的埃及金字塔、神庙，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与瑰宝。其中，金矿对古代埃及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埃及成为古代世界最大的产金国。古埃及“一份黄金与二分半白银相等”的记述，是人类最早的关于黄金的文字记载。

在天枰上称量黄金，底比斯墓葬壁画TT181，18王朝

　　古代埃及的居民是北非土著和周边地区其他民族不断融合后形成的，不仅有来自西亚的民族，还有周围的游牧民族，比如来自西边的利比亚人。考古学家的研究显示，古代埃及北方和南方居民的外貌有明显差别，南方居民的外貌更接近非洲土著。

　　古埃及的历史，自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332年，目前被普遍接受的分期方式为31个王朝及若干个历史时期。

　　前王朝时期：前4500年一前3100年

　　早王朝时期：前3100年一前2700年（第1-第2王朝）

　　古王国时期：前2700年一前2160年（第3-第8王朝）

　　第一中间期：前2160年一前2010年（第9-第10王朝）

　　中王国时期：前2106年一前1786年（第11-第12王朝）

　　第二中间期：前1786年一前1550年（第13、15、16、17王朝）

　　新王国时期：前1550年一前1069年（第18-第20王朝）

　　第三中间期：前1069年一前656年（第21-第25王朝）

　　后期埃及：前664年一前332年（第26-第31王朝）

　　托勒密埃及：前305年－前30年

　　罗马埃及：前30年－395年

吉萨郊外的哈夫拉金字塔与斯芬克斯，埃及第4王朝

　　在前王朝时期，古埃及人发明了如图画一般的象形文字。古埃及人的来世生活与文字密切相关且至关重要，他们相信死者及他的名字会在另一个世界生存，这个名字既联系着现世生活，又关系着第二次生命的延续。在早王朝时期，就有了在墓前竖立石碑的习俗，石碑上只刻死者的名字和头衔。因为石头坚固及耐久的特性，能满足人们留名百世的愿望。

　　古埃及文字有圣书体（Hieroglyph，即正规体）、僧侣体（Hieratic，即草书体）、世俗体（Demotic，比草书体更为潦草的字体）之分，其中的圣书体迎合了人们在石质建筑或牢固的泥砖墙上书写纪念性文字的需要，而僧侣体和世俗体则用来书写卷帙浩繁的宗教文献和烦琐的日常事务文书，较为快捷方便，主要写于纸草或陶器之上。从形体角度来看，圣书体、僧侣体、世俗体三者，类似汉字的楷书、行书与草书之分。新字体出现后，旧的字体仍继续使用，只不过使用范围有所局限。尤其是希腊罗马时期，几种文字形式同时存在，各有分工。一直到公元4世纪，古埃及文字才被受希腊文影响的科普特语逐渐代替，发展成为一种字母形式的文字，这是古埃及语言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字母文字。

　　古埃及的文学，产生于民间并随着地方贵族而进入了王室及宫廷，呈现自下而上的发展趋势。同时，古埃及的文学形式丰富多彩，箴言、教谕、故事、诗歌和神话，影响了后来的希伯来文学与古希腊文学。

　　在古埃及，金属冶炼技术、织布机具、农具有了提高和改进；几何学和医学也非常发达。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通过对尼罗河河水上涨和天狼星的长期观察，制定出一种方便的历法——古埃及太阳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太阳历。

　　古埃及文明的核心是古埃及宗教，其三大主题是自然崇拜、国王崇拜与亡灵崇拜，动植物崇拜隶属自然崇拜，在自然崇拜中占有重要地位。多神崇拜、王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相对和谐的神人关系也是古埃及宗教的重要特色，太阳神是最高主神。古代埃及人相信人死后还有来世，认为肉体的死亡只是为灵魂开启了通往永生的大门，并发明了千年不腐的“木乃伊”。在金字塔、帝王谷等陵墓建筑中，保留着古埃及人对来世的憧憬以及对时间和空间的特殊感悟。第5王朝乌纳斯金字塔中的铭文，是埃及最古老的宗教文献。

３、古代印度文明

　　“印度”一词的确定与正音，是由中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中国汉传佛教唯识宗创始人、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师（602-664）所确定。在此之前，印度被称为“身毒”和“天竺”。作为佛教的发源地，印度的历史与文化将作为专题内容进行详述，此处我们仅就佛教诞生前的古印度文明作简要说明。

　　古代印度的地理区域，比今天更加广泛，包括整个南亚次大陆，大致分为北部山区、中部平原以及南部高原地带，并被海洋与喜马拉雅山脉包围，形成相对孤立的区域，陆路对外交通主要通过西北部的兴都库什山口。

　　古印度地区的文明非常复杂，自北部的印度河流域向南部的恒河流域递进发展。其中，印度河平原开发最早，是世界上最早的远古文明之一，也是最早的南亚文明，成为种族、文化融合的大熔炉。公元前9世纪，恒河流域迅猛发展，逐渐取代印度河流域，成为古代印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哈拉巴文明

　　印度河流域的文字，由大约400个不同的符号组成，刻在印章上，至今未被破译。印度河文明的信史来自一处遗址。1921年，萨尼（1879-1939）领导考古队发掘了哈拉巴遗址，这个被发现的新文明，也因此称为“哈拉巴文明”（Harappa），大约存在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750年（部分地区从公元前2200年-前1700年），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早期时代，曾经辉煌近500年。

　　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文明也在印度河流域出现，著名城市有哈拉巴及摩亨佐·达罗等。据学者推测，繁盛时期的哈拉巴及摩亨佐·达罗分别有3万至4万居民，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土著达罗毗荼人。

　　在分布广泛的城市遗址中有坚固的砖房和方格状的街道布局，住宅区也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管道和排水系统。同时，农业发达，主要种植大小麦和棉花，也已拥有冶金、纺棉、织布、制陶、雕刻等手工业。印度河文明很早便与两河流域有商业往来，特别是海上交通。

　　迄今为止，印度河文明的起源尚未完全破解，而它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的衰落与结束原因尚无确切答案。有一种看法，印度河文明是由于雅利安人进入印度而结束的。但根据考古断代，雅利安人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才进入印度河流域，比哈拉巴文明的衰落晚了200多年。

祭司胸像，哈拉巴文化，现藏巴基斯坦卡拉奇国立博物馆

吠陀时代

　　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属于印欧语系的一些部落侵入古印度，征服土著，建立了许多王国。相对于原住民的黝黑皮肤，来自中亚的他们拥有浅色的皮肤，被称雅利安人（Aryan）。“雅利安”，一说源自伊朗的波斯文，意为“有信仰的人”；另一说源自梵文，意为“高尚”。

　　雅利安人在入侵印度后的几个世纪中，定居于今天的巴基斯坦及印度西北部。古印度的北部逐渐“雅利安化”，形成了以婆罗门祭司为社会核心、以祭祀为生活中心，以《吠陀经》为圣典的“吠陀时代”。

　　吠陀（Veda）即为“知识”、“智慧”之意，吠陀反映了雅利安人对印度河流域的征服历程和定居后的勤劳生活。一般认为，最古老的《梨俱吠陀》成形于约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800年之间，与中国《诗经》相似，它们是不同时期诗歌的汇集。成书于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600年或更晚一些的《娑摩吠陀》、《夜柔吠陀》与《阿达婆吠陀》，与古老的《梨俱吠陀》合称为“四吠陀”。

　　四部吠陀之外，还有大量的“副吠陀”。比如，让人印象深刻的《生命吠陀》探讨了医药学，它提出：药物不仅用于治病，更重要的是疗养精、气、神。健康的标准有三个：躯体无病、精神愉悦与情绪饱满。

　　公元前8世纪的古印度，思辨性的静修日益发展，修士们写作了《婆罗门书》与《奥义书》。其中，《奥义书》成为印度哲学史的经典，其核心问题是思考世界的本原、人的起源以及凡人如何皈依本原，并超越有限而归于永恒的境地。《奥义书》认为：世界是由“梵天”通过原人或通过原质，凭借思虑创造出来，个人之“我”也是梵天所化。人生的真谛便是通过静修达到“梵我合一”。但是，何为“梵天”，却并没有明确说明。《奥义书》不仅是古代印度圣贤对弟子进行传道授业的秘传，也是古印度人思考自我和宇宙的源泉。印度的宗教哲学多是从奥义书发展而来，千百年来对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均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是婆罗门教的经典书籍之一。由于这意味着“吠陀经典”的终结，因此标志着“吠陀时代”的结束。

　　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河流域之初，便形成了以祭祀为核心的原始宗教，《吠陀》记载了雅利安人相信万物有神灵，且神灵与人有着密切关系。婆罗门教世界可以分为三界：凡人界、天神界及由阎摩主宰的祖灵界（死后灵魂安息之所），凡人通过祭祀和牺牲，联络三界。在吠陀时代，祭祀万能，“遍于一切之梵，永远处于祭祀之中。”祭祀分为家内祭、苏摩祭和祭坛祭三类。

　　苦行旨在制服感官，三种苦行分别为身体、言语和思想。“敬神、敬老师、敬智者、敬婆罗门，纯洁，正直，行梵行，不杀生，这是身体的苦行。言语不激愤，真实，动听而有益，经常诵习经典，这是言语的苦行。思想清净而安定，心地纯洁而温和，控制自己而沉默，这是思想的苦行。”不论按照哪种方式进行苦行，都以善性苦行，为最纯粹、最高尚。

　　布施以纯粹的布施为善性布施，要求“在合适的地点时间，布施合适的人，不求回报，只为布施”。如果勉强布施则为忧性布施；如果态度傲慢，所施非人，则属暗性布施。

　　祭祀、苦行和布施，是“梵”的三种标记，联结成三位一体的宗教体系。知晓“梵”的人，须按经典中的规定从事祭祀、布施和苦行。坚信三者，才是“真实”。整个社会也因此分成苦行者与施主，并以祭祀为枢纽联结在一起，形成婆罗门教的印度古代社会。这个社会的首要特征是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即“种姓制度”，人们被分为四个等级，所谓“安于各自的天职”，以此维护雅利安人的统治。

　　第一等级：婆罗门，主要是僧侣贵族，拥有解释宗教经典和祭神的特权以及享受奉献的权利，主教育，受众刹帝利，负责垄断文化教育和报道农时季节以及宗教话语解释权。

　　第二等级：刹帝利，主要是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婆罗门思想的受众，拥有征收各种赋税的特权，主政军，负责守护婆罗门阶层的生生世世。

　　第三等级：吠舍，主要是普通的雅利安人，政治上没有特权，必须以布施和纳税的形式来供养前两个等级，主商业。

　　第四等级：首陀罗，绝大多数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非雅利安人，由佣人和工匠组成，是人口最多的种姓，也被认为是从事低贱职业的人。但是，也有说法认为首陀罗主要是一些自力更生的黎民百姓。

　　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出现了与婆罗门思潮相对立的沙门思潮。这是当时的自由思想家及其派别的统称，其中包括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耆那教的大雄符驮摩那等。他们的主张虽然不一，但否定吠陀的权威和婆罗门的政治、思想统治是一致的。此外，在下层人民中也掀起了一个抵制婆罗门教的新宗教运动。他们不崇拜吠陀中的神、也不接受婆罗门的管理。沙门思潮和新宗教运动的出现，标志着婆罗门教在一些地区和群众中已开始动摇。

　　公元前324年，印度人建立起自己的统一王朝——孔雀王朝。

４、古代中华文明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地域广大的中国，东临海洋，西濒高山，北边为广袤无边的沙漠与草原，南边森林茂密、毒蛇猛兽出没。相对隔离的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几千年以来的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但是，古代先民也曾克服重重困难，向外发展，吸收其他文明的先进文明，同时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

　　在距今七八千年之前，中华大地就已发展出许多农业文明。在新石器时代，古代先民适应各地的环境，创造出诸多文化。著名的有：

　　裴李岗文化（前6000-前5400）-河南新郑

　　磁山文化  （前6000-前5400）-河北武安

　　青莲岗文化（前5400-前4400）-江苏淮安

　　仰韶文化  （前5000-前3000）-河南渑池

　　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4000）-浙江余姚

　　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山东泰安

　　良渚文化  （前3300-前2200）-浙江余杭

　　龙山文化  （前2900-前2000）-山东章丘

　　关于中华文明，以往多以黄河流域为文明起源，后来通过众多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进一步说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随着考古的不断发展，中华文明的起源还有诸多地区，遍布中华大地，比如位于四川的三星堆、金沙遗址，仍在不断发掘与研究。

金杖，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曾经，中华文明有“西来说”，认为中华文明来自两河流域。现在，已有确凿的考古材料证明中华文明是独立发展的：首先，古代中国具有相当发达的农耕文化，在黄河流域种植了粟和稗，在长江流域有水稻的耕作，这与西亚地区的麦作农耕有本质区别；第二，古代中国有相当发达的冶铸青铜技术，商代铸造青铜器使用“复合范”，而非西方诸文明采用的“失蜡法”；第三，古代中国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使用马驾的车子，均早于其他文明。

　　另外，古代中国历代的宫室建筑和铜器、玉器、陶器的纹饰都雕刻精美，极具风格与特色；古代中国的长江下游流域发明了原始瓷器；古代中国有独特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有记史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古代中国的先民发明了甲骨文，在商朝时已有具备象形、象意、象事和象声功能的文字。同时，古代中国先民敬天畏祖，尤以祖宗崇拜为突出特征。此后各代中国文化各有特点，但中华文明的共性却源远流长、历久不衰。

　　如今，我们采用有历史记载的夏朝作为中华文明的开始，其起止阶段为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1600年，商王朝建立在河南安阳附近，并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进入鼎盛时期，主要表现为：出现用作祭祀容器和武器的青铜器铸造业、完善的书写体系，以及雕刻精美的玉器和象牙。约在公元前1046年，周国的统治者夺取了商朝政权，建立了一个延续了近800年的周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这个王朝的疆域延伸到了长江以北。

刻辞卜骨，现藏河南博物馆

　　儒家“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自周朝开始编纂，成为中国保存至今的最古老文献。西汉思想家、教育家董仲舒（前179－前104）在《春秋繁露》中指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五经”所蕴含的中华文化，具有挖掘和探索的无限可能。

　　更多的中华历史与文化，将在《中国》专题中进行详述。

　　尽管世界上各地区的文明有先后、大小之分，但文明的创造却是居住在不同地区、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类普遍进行的一种根本活动。世界文化的多源，说明了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人们独立创造文化的能力。“古文明”的意义并非是时间的先后，而在于它们成为了后来诸多文明的发源地，对其所在地区及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且深远影响。

三、“古往今来曰世，上下四方曰界”。

　　在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中，“世界”的释义包含：全地球所有地方；世间、人世；人类活动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如“儿童世界”“科学世界”；境界；宇宙。

　　在古代中国，形容“世界”多用“天下”一词。《辞海》中所说的代指“宇宙”的“世界”一词，也非现代名词，而是来源于古老的佛经。撰于公元3世纪的《大智度论》是大乘佛教的重要论著，其中便有一段提及“世界”：“合四大洲七山八海为一小世界，合小世界一千曰小千世界。合小千世界一千，曰中千世界。合中千世界一千，曰大千世界。”广大无边的世界，便是“大千世界”，因这中间有三个千的倍数，所以又名“三千大千世界”。佛教中的“世界”，并非仅指我们所在的地球，而是指整个宇宙，这是对时间、空间概念的再次突破。

　　世界，就是全部时间与空间的总称。佛教的宇宙观中，时间、空间是无穷尽的，并且有各种各样的生命体，他们有着不同的能力、知识和意识发展阶段，共同生活在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佛教认为：宇宙存在的根源是缘起；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宇宙中所有的生命体依照过去的业力出生在不同的世界中，而终极目标是从这无尽的循环中解脱，到达终极自由——涅槃。

　　在我们学习佛教文化的同时，有必要放眼世界范围内的优秀文明、体会佛教宇宙观的博大。当眼界开阔、心量变大时，我们可以看到无边无际的世界，乃至将三千大千世界都容于心中，恰如佛教所说的“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这样酣畅的心境与广大的收获，正如北宋文学家苏轼在诗作中所描绘：“忽登最高塔，眼界穷大千。”这也是我们用众多文字阐述世界诸文明与大千世界的用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