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律宗

　　律宗，着重研习及传持戒律，因而得名。唐代高僧道宣为此宗实际创始人，因其常住终南山（今陕西省境内），律宗又被称为“南山律宗”或“南山宗”。又因以《四分律》为依据，故此宗亦称“四分律宗”。

　　戒律，实为佛教各大宗派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相对于其他以佛学理论见长的宗派，律宗更加重视戒律。“戒律”，泛指佛教为出家、在家信众制定的一切戒规，可二分为戒、律。戒（梵文Sila）指佛教为出家僧伽、在家信众所制定的戒规，用以防非止恶；律（梵文Vinaya）是指佛教为比丘、比丘尼所制定的禁戒，谓能制伏诸恶。

　　相传，释迦牟尼佛在世时，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与需求，随机制订了各种戒律，以规范僧众的威仪举止。在佛陀灭度后的当年，佛教进行了第一次结集（前543），由佛陀十大弟子之一、被誉为“持律第一”的优婆离（梵名Upa^li）诵出律藏，经僧团认可后，成为约束僧伽的共同准则。佛灭约百年后，在不同地区的弟子们，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产生了不同解释，并提出了不同看法。此时，统一的戒律被突破。于是，以耶舍（梵名Yasa）为首的诸长老比丘召集了七百比丘，重新审定戒律，确定“十事”（十种情况）为非法，此为第二次结集。由此开始，统一的佛教僧团渐渐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两大部派，此后辗转形成很多部派。较大的部派一般都有自己传承的戒律，且由于不同部派对戒律的理解不尽相同，其所传戒律也有所差异。大众部有《摩诃僧祇律》，法藏部有《四分律》,上座部说一切有部有《十诵律》,化地部有《五分律》,以上全部被传译至中国。此外,饮光部有戒本《解脱戒经》传到中国。

　　戒律传译至中土，始于三国时期，正是“汉地沙门第一人”朱士行生活的时代，彼时的中国僧人仅是落发，并未正式受戒。曹魏嘉平（249—253）年中，印度僧人昙柯迦罗（梵名Dharma—kāla）抵达洛阳，译出大众部的《僧祇戒本》，在中国首创授戒度僧制度——羯磨法。曹魏正元（254—255）年中，安息沙门昙谛（梵名Dharmasatya）在洛阳译出法藏部的受戒规则——昙无德羯磨。五世纪上半叶，戒律传译在中国达到高峰，其中，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六十一卷是由罽宾僧人弗若多罗（梵名Punyatāra）、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梵名Kumārajīva）、西域沙门昙摩流支（梵名Dharma—ruci）与罽宾僧人卑摩罗叉（梵名Vimala^ks!a）于后秦弘始六至七年（404—405）间共译，其传译经过极为曲折，作为第一部汉译广律（指内容完备的律）在南北朝初期弘传最广；法藏部的《四分律》六十卷是由罽宾僧人佛陀耶舍（梵名Buddhayalas）、竺佛念合译于十六国姚秦时期，此律是中国佛教宗派——律宗之根本典籍，更是各种汉译律本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佛教戒律；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四十卷是由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罗（梵名Buddhabhadra）、法显合译于东晋时期；化地部的《五分律》三十卷是由罽宾僧人佛陀什（梵名Buddhaji^va）、竺道生合译于南朝刘宋年间。四部律藏，总称为“四律”，译出后盛行于南北各地，但只有《四分律》弘通独盛，并形成了独立的佛教宗派。

　　一般来说，上面提到的各部律皆属小乘。小乘戒又名“声闻戒”，条文很多，如具足戒等；而大乘戒又称“菩萨戒”，条文远少于小乘戒。在我国，佛教信徒遵行的“菩萨戒”有两种：一是依据姚秦鸠摩罗什于公元401年所译的《梵网经》，其中所说十重禁戒、四十八轻戒，被称为“梵网菩萨戒”，此为华夏传授菩萨戒之始；二是依据北凉昙无谶所译《菩萨地持经》和唐代玄奘所译《瑜伽师地论》，其中所说四重禁戒、四十二轻戒，被称为“瑜伽菩萨戒”。

　　《四分律》原属法藏部，也是小乘戒律。在传入中土后，北魏的慧光律师（487—556，亦为地论师南道系初祖）首先提出《四分律》可与大乘教法相通。唐时，道宣律师也认为《四分律》虽在形式上属小乘，但在内容上亦属大乘，并以大乘教义阐释《四分律》。比如，在戒本结尾的回向文中，有“施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之说，便与《华严经》《法华经》的圆顿之意相通。南山律宗主张“由小入大”，通过修持《四分律》中的戒律，最终达到完全体认“唯识无境”的大乘妙境。道宣律师强调中国佛教应当实行《四分律》，大乘戒、小乘戒的界限日益模糊，以至互相含摄、圆融无碍。

　　北宋时期，元照律师中兴律宗，作《南山律宗祖承图录》，将在历代具有律宗理论之奠基贡献的本宗祖师列出九位，楷定为“南山九祖”，分别是：法正尊者（昙无德尊者，《四分律》主）、法时尊者（昙摩迦罗尊者，中国律宗初祖）、法聪律师（中国律宗二祖）、道覆律师（作疏问答立义）、慧光律师（作《四分律疏》四卷）、道云律师（作《四分律疏》九卷）、道洪律师（作《四分律钞》）、智首律师（作《广疏》二十卷）以及道宣律师（作《四分律行事钞》等五大部）。

　　九祖之中的道云律师，门下共出两派。一系为道洪（574—649？），其门下杰出弟子智首（567—635）弘扬律学三十余载，对律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彼时，智首律师感于诸律之间的混杂，于是研究、核实古今学说，撰写出《五部区分钞》廿一卷，又以道云律师所著《四部律疏》为基础，著出《四部律疏》，世称“广疏”或“大疏”。智首门下，包括道宣在内，成长起大批律学人才。彼时的长安已成为全国律学研习中心，《四分律》也成为全国律学的主流。

　　道宣（596—667）先从智首律师受具足戒、听授律学，后入终南山修定、慧，并潜心著述。唐高祖武德九年（626），他撰出《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三卷（今作十二卷），重在指导行事，极大方便了僧尼研习与行事需要，成为南山律学的根本典籍，也为南山律宗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又撰出《四分律拾毗尼义钞》三卷（今作六卷），重在义理辨析，对前代诸师的观点进行梳理和辨析。道宣律师于贞观四年（630）离开终南山云游参学，广求诸律异传，并在贞观六年（632）抵达邺（今河北临漳境内），从学法砺律师。此后，他又完成了《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二卷及《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三卷。其中，《戒本疏》对应《行事钞》的中卷，相当于止持部分，《羯磨疏》对应于《行事钞》的上、下二卷，相当于作持部分，两疏是对《行事钞》核心部分的拓展和深化。他在贞观十六年（642）回到终南山，至贞观十九年（645）撰出《四分比丘尼钞》三卷（今作六卷），指导尼众的行持轨范。《行事钞》《戒本疏》《羯磨疏》即“南山三大部”，《拾毗尼义钞》《比丘尼钞》合为“南山二小部”，五部著作统称“南山五大部”，标志着南山律学体系的基本建立。道宣律师集律宗之大成，建立了以《四分律》为中心的律学体系。他创设戒坛，制订佛教受戒仪式，开创律宗，世称“南山律师”。此宗因道宣律师的倡导而风行一时，世称“南山律宗”。

　　道云律师还有另一系弟子——洪遵（528—608），亦为一代律宗大师。隋文帝开皇七年（587），洪遵律师举召赴京，与天竺僧人共同翻译佛经，后受敕命为众僧宣讲律宗。其后，经门人洪渊律师再传法砺。法砺律师（569—635）广泛参学，终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唐初，法砺与慧休（548—？）合撰《四分律疏》，世称“旧疏”。由于其学说盛行于相州（今河南临漳）一带，所以称为“相部宗”。相部宗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四分律》是小乘律，主张戒学不能兼定、慧二学，而应以止持（止恶）、作持（为善）二业为宗。

　　随后，法砺传道成，道成再传怀素。怀素律师（625—698）先从玄奘大师出家，后专攻律部，着手编纂《四分律开宗记》，不判为大乘或小乘，而是采用《大毗婆沙论》《俱舍论》等论典来诠释戒体。相对于相部宗的“旧疏”而言，此疏为“新疏”。怀素法师新疏一出，遂另成一家之言，因其居西太原寺东塔，故名“东塔宗”。东塔宗主张定、慧二学应为戒学所摄，应以戒行为宗。

　　南山宗、相部宗与东塔宗，各有其传承与著述，形成了“律宗三家”。三个律宗派皆围绕《四分律》对戒律进行系统的论释,对于戒、出家、授戒仪式、僧团组织和生活仪规等等作出系统论述,。三家互有争论，尤以相部、东塔二宗之间最为激烈。五代以后两宗衰微不传，而南山宗则融通大乘与小乘，一枝独盛，法嗣不绝。后世通常说的律宗实为南山宗一脉，“戒”为其贯彻始终之主轴。如今，中国的出家弟子仍多以南山宗的《四分律》为修持戒律。

　　律宗提出判教理论——“三教三宗”，其佛学思想主要包括“戒之四科”以及提出的“心识戒体论”。相较于中国汉传佛教的其他宗派，律宗佛教思想的最大特点是以戒为宗，将佛法中开示见解与指导身语行持的内容进行区分，凸显戒律的重要作用，为其他宗派与律宗的融合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不仅是律宗学人需行持戒律，其他宗派为修行者开示见解，皆需戒律来指导身语行持。

　　在判教方面，律宗提出了“三教三宗”。

　　南山律师首先将所有佛法二分为“化教”、“行教”(或称制教)。通过经、论二藏表述的大小乘教义统称为“化教”，即所谓教化之教，是佛陀教化无明众生修习禅定、生起智慧的教法；制约规范僧尼行为(侧重身、语二业)的戒律称为“行教”，是佛陀警策众生而对其行为加以制御的教法。换言之，“化教”是修行的理论，包含“三学”中的定、慧二学及“三藏”中的经、论二藏；“行教”是行持的轨范，顺之则为持，违之则是犯，即“三学”中的戒学与“三藏”中的律藏。

　　南山律师又将“化教”从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即“性空教”、“相空教”及“唯识圆教”。“性空教”包括一切小乘教法；“相空教”总指大乘般若类、三论等教法；“唯识圆教”指宣说唯识教义的大乘教法。“行教”也被分为三宗，为“实法宗”、“假名宗”与“圆教宗”。“实法宗”主张一切法皆实在，如说一切有部等，《十诵律》是其戒律；“假名宗”主张一切诸法只是假名，如经量部等，为小乘空宗,根据《成实论》立论，《四分律》是其戒律；“圆教宗”承认一切诸法唯依识而存在，如唯识圆教宗。南山律师提出：“假名宗”虽属小乘,然而它也讲空,部分与大乘相通，即“分通大乘”,因此同归于三教中属于大乘的“相空教”之内。在三教三宗之中，律宗自认属于唯识圆教宗。

　　在教理方面，律宗主张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个方面，即“戒之四科”。《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中对此四个方面作了如下界定：“圣人制教名法，纳法成业名体，依体起护名行，为行有仪名相。”

　　其一，戒法是泛指佛教的各种戒律，如出家众的具足戒（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在家众的五戒、八关斋戒等。戒法被视为通往解脱的重要途径，如《四分律行事钞》中所载：“戒法，此即体，通出离之道。”南山律师主张止恶、行善并重,由此提出“止持”与“作持”的戒法理论。“止持”是遵守自己所受的戒条而不犯,此即止恶。但仅此远远不够,更应主动积极地通过自己的身体、语言和心意三个方面去行善,此即“作持”。每一部戒律的前一部分所载的是比丘、比丘尼应遵守的戒条,属止持戒；后一部分(犍度法)所载的是僧众受戒、说戒、安居、穿、住及日常修行、生活应遵循的仪规、规范,此为作持戒。在《增一阿含经》中，记载了阿难尊者的一句偈语：“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诸恶莫作便是止恶，众善奉行即为行善。浓缩成精华就是“戒律”二字，成为后世佛弟子们一生的践行。

　　其二，律宗的主要学说便是戒体论。南山律师提出的戒体论最具特色，认为“戒体”是受戒者通过从师受戒仪式中对所授戒条心领神会,发誓终生守戒,在心中所形成的持戒意念和决心。《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中载：“戒体者，所谓纳圣法于心胸。”意即对于戒法的信念和奉持戒法的意志。《四分律行事钞》也写道：“戒体，即谓出生众行之本。”意指行动的根据。“律宗三家”持有不同的戒体论，正是他们的主要分歧。以法砺律师为代表的“相部宗”，以《成实论》为依据，主张”戒体“非色、非心”，为“不相应行法”。以怀素律师为代表的“相部宗”，以《俱舍论》为依据，主张”戒体“是“色法”。无论是色法，还是非色非心，对戒体的认识都有所不足。南山律师开创“南山宗”，则依据《楞伽经》《摄大乘论》的种子思想，认为”戒体“就是阿赖耶识中含藏的种子，即“心识戒体论”。他还运用唯识圆教宗的判教理论来诠释自己的戒体论，提出：实法宗以“色法”为戒体；假名宗以“非色非心法”为戒体；圆教宗以“心法种子（心识）”为戒体。“心识戒体论”成为律宗教理的核心理论。南山律师用大乘理论解释“戒体”,将大乘佛教重视心性修养的思想引入了律学,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在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其三，戒行是指奉持戒律的实践，又二分为“受戒”、“随戒”。受戒人进入坛场，以师禀受，要期思愿，决定摄持，是名“受戒”。受戒时必须保持内心清净，无有染污，否则，戒体不生。发愿之后，应如愿修行，终此一生，随时都要严防护持，不令毁坏，始终与愿心一致，即是“随戒”。

　　其四，戒相，戒的相状，即持戒的具体表现，一般指模范地遵守戒律，进而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威仪相状。戒相有出家、在家之分。比丘、比丘尼受持“具足戒”（男受二百五十戒、女受三百四十八戒），沙弥、沙弥尼受持“十戒”，式叉摩那受持“六法戒”，以上皆为出家众所受持的戒相。佛、法二宝，赖僧弘传。高僧大德持律精严，因此表现出庄严的相貌，就是“戒相”。正如舍利弗尊者（梵名S/a^riputra）因为看到马胜比丘（梵名As/vajit）的威仪清净庄严，对佛法产生信心，而随佛出家。作为在家众的优婆塞、优婆夷受持“五戒”，另有一种“八戒”是八条严格的戒律，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高广华丽大床、不花香着身及观听歌舞、不食非时食，前七为戒，后一为斋，故全称为“八关斋戒”。“八戒”比“五戒”的要求更为严格，但“五戒”须终身受持，而“八关斋戒”可作临时奉行，多则几天、几周，少则一昼夜，受戒者在此期间如僧侣一般修出家行。若在家众认真生活，持戒清净，必然能改变身心，自然显现出清净庄严的相貌，令人见了心生欢喜与恭敬，这就是“戒相”，是对佛法最好的护持。

　　戒法、戒体、戒行、戒相，虽为四科，精神却为一体。其中，以“戒体”最为重要，是一切止恶修善的内在力量。如果缺乏“戒体”，戒律只是流于形式化的戒条；而如果不实践于“戒行”，则戒律的精神形同虚设。因此，受持戒律要充分发挥四科，“戒体”蕴于内心，“戒行”实践于外，庄严仪表，护法弘教。

　　南山律师创立南山律，以戒律为宗，使僧尼重视持戒，僧团恢复律制，从而振兴佛教，住持正法。南山律极大地促进了汉地律学的研究与发展。此外，南山律师还重视佛教整体的建设，他多方面搜集资料，整理撰写了《释迦氏谱》《释迦方志》《大唐内典录》《续高僧传》《广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论衡》等诸多著作，为住持三宝、传承佛教做出了巨大贡献。

　　南山律师之后，“南山律宗”法门昌盛，其三传弟子即为鉴真（688—763）。鉴真大师通达三藏，弘扬律学，受到日本佛教界与统治者的诚恳邀请，历经艰难，六次东渡，终于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抵达奈良，受到举国欢迎。同年四月，大师在奈良的东大寺设戒坛，为日本皇室成员授菩萨戒，又为沙弥证修的440余人授戒，另有忍基等80余人舍旧戒而受新戒，这是日本佛教史上正规传戒之始，天皇诏赐“传灯大法师”之号。鉴真大师被尊为“日本佛教律宗初祖”，对日本佛教的发展和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自唐至北宋，对南山律的研究绵延不绝。历代律师对南山律注疏众多，但各家观点却纷杂不同，令后学者无从取舍，导致南山律宗的真实宗义不得彰显。故此，前文已提及的元照律师（1048—1116）重新对南山律师的著作进行了系统整理和注释，撰写《资持记》《行宗记》《济缘记》以解释“南山三大部”。元照律师又称灵芝律师，他的三部著作被后人称为“灵芝三记”，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对南山律学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元照律师弘律的过程充满艰辛，但他从未退却，终使南山律宗再度兴盛，他也成为南山律师之后声名最为卓著的律宗僧人，被后世认为有中兴律宗之功，谥号大智律师。元照律师还积极提倡各宗派之间的融合，曾说：“律与教与禅，同出而异名，殊途而一贯。”

　　宋代，律宗也传至了朝鲜半岛。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高丽僧统（佛教领袖）义天（1055—1101）率诸弟子入宋求法。元照律师亲自为他讲述律宗纲要并传授菩萨戒。义天后来将元照律师的著作请回高丽雕板流诵，并屡次开讲，使南山律学在高丽得到弘扬。

　　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日僧俊芿入宋，学天台、禅、律等。他回国时请回许多南山律学著作，于日本京都盛弘南山律学，成为日本律宗泉涌寺派的开祖。后来亦多有日僧先后入宋求戒学律，另有唐招提寺后学觉盛、睿尊重兴鉴真大师所传之南山律。南山律学在日本得到广泛研习和传播，亦产生众多注疏。鉴真大师所传南山律被后世称为“南京律”，俊芿所传则被称为“北京律”，经过南北两派的不断交流与研究，南山律宗在日本得到了继续弘扬和发展。日本江户时代，日本律僧分别将“南山三大部”、“灵芝三记”以及元照律师所作科文，合会为一以方便使用，使得南山律典在日本得到较好保存。

　　南宋以后，律宗衰微，禅宗盛行，诸多律院被改成禅院，禅门“清规”逐渐代替传统律制，《百丈清规》等成为汉地出家人的持律准则。“清规”是中国禅宗寺院（丛林）组织的规程和寺众（清众）日常行事的章则，可说是中国禅林创行的僧制。先有“戒律”，后有“清规”，都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里程碑。

　　进入元朝时，南山律宗在汉地的传承虽已不明，却有一部《律苑事规》流传于世。此书于元泰定帝在位时期的泰定二年（1325）编成，据其序中所说，虽然南山律师、灵芝律师的撰、钞、疏、记已讲习多年，且因编入大藏而广行天下，但对行事仪式却没有著述，省悟律师（约14世纪）应请而作。省悟律师参考律学章疏、前代仪轨和禅门清规编集而成，内容涵盖了律宗寺院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结界、剃度、安居等。此书《律苑事规》采择广泛，却保留了强烈的律宗特色，在中国历代僧规中独具一格，是律宗仪轨的重要参考书。

　　及至明清，相继出现如馨律师（1541—1615）、见月律师（1601—1679）等重兴律宗的巨匠。见月律师所著之《传戒正范》仍为我国传戒之蓝本。民国七年（1918），演音法师（1880—1942）遁入空门，弘扬佛法。他精研律学，主要提倡南山律宗，留有《南山律苑文集》《南山律宗传承史》《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等诸多律宗论著，为南山律宗的传承与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成为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高僧之一。演音法师本名李叔同，号弘一，世人尊称他为“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闻名于中国僧俗两界。他是中国近现代的艺木全才与奇才，在金石、书画、诗文、音乐等诸多方面都有极高造诣，国际声誉甚高。他在民国四年（1915）因与友人离别，创作出传世佳作——《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词中最后两句，已见弘一法师往生前写下的“悲欣交集”四字的人生真谛与佛法真义。临近中年出家时，弘一法师心空澄明，放弃诸艺和身外之物，惟书法不辍，秉持文艺应“以人传文艺，不以文艺传人”，书写佛语，普度众生。法师还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周恩来总理曾说：“你们将来如要编写《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弘一法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是卓越的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优秀代表人物之一。

　　以上介绍了律宗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戒律之于佛法，关系至钜，非片言能详尽，本段浅述仅可概见其脉络。观《大般涅槃经》可知，释尊制“戒”，意在令修行者以“戒”调伏“贪嗔痴”三毒，而至究竟解脱。释尊入灭时，曾咐嘱阿难尊者（梵名A^nanda）：“佛涅槃后，汝等以戒为师，依之修行，能得出世。”可知，在无佛之世，戒律将代替师或佛，无戒也就等于无师或无佛。释尊又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虽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后乃见，因见佛性，得成正觉。”

　　此处，若以戒定慧“三学”来说：我们“修戒”，完善道德品行，可去除违犯性烦恼；然后才能“修定”，致力内心平静、安宁、专一，可去除困扰性烦恼；最后才能“修慧”，培育智慧，可去除潜伏性烦恼。戒、定、慧，是循序渐进的关系。究竟解脱，绝非能够偶然、侥幸得到。

　　律宗作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在僧制、仪轨、思想、撰述等方面对佛教贡献良巨，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以及丛林修学规范都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