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华严三圣

　　文化，以人为本。

　　佛教，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数万条词汇，其中既有我们熟知的“真谛、无常、净土、慈悲、菩萨心肠……”也有大众不太知晓的“现在、如实、实际、不可思议、回头是岸以及大千世界”等等。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1907-2000），在其编著的《俗语佛源》中收录了最影响中国人的五百余条佛家用语，其中指出，“世界”这个词汇，起源于佛经，并且佛教所说的“世界”远远超出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地球范围。

　　在著名佛教经典《楞严经》第四卷中，佛对阿难说：“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众生世界中，“世”代表了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共三世；“界”代表了空间，东、西、南、北、上、下等，共十方。佛教的“世界”，时间与空间本不可分。

　　时间，在“历史”中凝聚；空间，由不同“区域”组成。在上一节《 大千世界》中，简述了截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500年以前的四大古文明概况，旨在说明在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历史中，在不同区域诞生了多源头的文明，合为“世界文化”，恰如此文的主旨——《世界，是一座取之不竭的文化宝库》。因此，峨眉山禅茶文化系列丛书中的“文化”概念与文化范畴，具有多样性、多维度的特点，而非单一、单向。同时，此“文化”概念又具有统一的特点，即“以人为本”。

一、“以神为本”的西方与“以人为本”的东方

　　我们先将目光投向世界的西方。

　　公元17至18世纪，欧洲兴起了“启蒙运动”，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也是继14至17世纪的“文艺复兴”之后，又一次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是“理性崇拜”，倡导用理性之光驱散愚昧的黑暗。“愚昧的黑暗”往往暗指欧洲的中世纪（5世纪后期-15世纪中期），这是传统上被认为是欧洲文明史中发展比较缓慢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与思想的转型期。在冲破欧洲中世纪的“神本主义”文化中，“人本主义”思潮取得了极大成就，随后发展为西方近代以来的“理性文化”。这一次的文化转型，为近现代西方取得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科技文化、人文文化的跨越式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基础。

　　回溯至原始社会末期，古代人类普遍信奉“泛神”的图腾崇拜，崇拜自然界中的某些具体事物，相信有众多神灵的存在而衍生出多神体系，故又名“多神教”。随着进入奴隶社会，西方走向了信奉“一神”的宗教信仰，认为宇宙中只有一个至上神或主神。这种超自然神灵的“有神论”，使西方开始奉行“以神为本”的“神本主义”。所谓“神本主义”，即是以“神”作为整个社会、国家的最高主宰，强调“神”是全宇宙的创始者，比如：万物都源于上帝、依靠上帝并最终归于上帝。因此，在“神本主义”的社会，人类生存的终极目标、意义和价值，也必然依归于“神”。这种倾向与观念体系带有“绝对服从”的意味，致使西方的文化具有相对单一、单向的传统，甚至产生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

　　讲到“二元对立”，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分别”，这是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本能。获得“非此即彼”的知识相对容易，但若对事物的分辨等同于“非此即彼”，必然会给人类自身制造出众多认知上的障碍与烦恼。自古以来，拥有智慧的人们都会努力突破并超越自己的感觉与本能，并以特殊的眼光与思维方式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真相”。因为，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存在，我们不应以绝对化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去思考一切问题。

　　美国心理学家、“后人本心理学”的先驱者、理论家肯·威尔伯（Ken Wilber）在《事事本无碍》一书中说到：当人们看到海岸线，便直观认为陆地与海洋被海岸线分割。然而，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同一个问题，恰恰是这条海岸线，将陆地与海洋连结在一起，二者紧密而无法分割。

　　与西方不同，位于世界东方的古代中国，当人们从信奉泛神的图腾崇拜中走出，却转向了另一条“光明之路”——早在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古代中国便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并且，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中国古人认为，万事万物都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此中有彼，彼中有此，此可以变成彼，彼也可以变成此。正如《阿含经》中所载：“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在大千世界中没有独立存在的事物，事物之间彼此关联，任何事物都因各种条件的相互依存而处于变化之中。一切，皆为“缘起”（梵语pratītya-samutpāda）。在华夏大地，无论是“顿悟成佛”、“修炼成仙”或是“超凡入圣”，都是为了破除偏执、突破人类的局限性，获得超越“分别”、圆满融通的智慧。

　　在古代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与其特征，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先进优势。在我国，“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人文智慧是古人在总结历史经验之后所产生与发展。放眼全世界，中国的历史著作最系统、最完备，比如“二十四史”以及众多辅助性的历史资料。每一个朝代的政权相对稳定后，都会制定礼乐并修史。“以史为鉴”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一，《旧唐书》中就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对历史的看法：“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朝历代不断分析、总结历史上的得失与成败，作为当下与未来需要吸取的经验与教训。

　　在西周建立前，华夏大地上经历了夏（约前2070-前1600）、商（约前1600-前1046）两代的交替兴亡。夏发端于“大禹治水”，彼时洪灾严重，民不聊生，大禹治理水患，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因此被百姓拥护而建立夏朝。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夏桀（生卒年不详）却荒淫暴虐，《尚书·汤誓》中记载了当时苦不堪言的百姓发出的诅咒：“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随后，商部落在成汤的带领下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商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早期相对成熟的文字即为商朝的甲骨文。商朝的最后一位天子——纣王帝辛（？-约前1046）也因暴政而使民心归向了西北地区的周部落。因贤良而被百姓拥戴的周武王姬发（？―约前1043）不仅是西周开国君主，更被后世尊崇为古代明君。

　　在历史上，商灭夏、周灭商合称“汤武革命”，被记载于《周易·革卦》。因循以往的历史经验，周王朝认识到“天命靡常”，天命所赐予的王权并非恒常不变。那么，“天命”是如何变化？又根据什么而变化?

　　“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前643），曾问相国管仲（前723-前645）：“王者何贵？”管仲回答：“贵天。”齐桓公仰头看向天空。管仲却说：“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

　　中国古人认为，“天”根据“民意”来做事，如《尚书·五子之歌》中所记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国文化里的“天”，不是“天空”，也不是“造物主”，而是有丰富含义的“天”，是天道，也是民意。作为“儒家五经”之一的《尚书》，还记载了周人对前代历史经验的总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公正无私，只帮助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因此，周人提出要“敬德”、“疾敬德”，即努力地、迅速地提升自己的德行。这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特征之一，即决定“天命”、政权兴亡的不是外在力量，而是在于“人”及“人”自身德行好坏的内在因素。

　　在已流传两千多年的《大学》中，开篇第一句即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句中的第一个“明”是发扬光大，第二个“明”是光明正大的品德，每一个人都应将自身本就具有的光明正大的品德发扬出来。《大学》还提出“八条目”作为进学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关键，即陶冶身心，涵养德性，修持身性。在《大学》中，还有一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意即：无论是天子，还是百姓，都应以“修身”作为人生之本，无一例外。在天道、天理面前，人并无高低贵贱、贫穷富贵的差别，在人格与道德上人人平等，这从根本上肯定了每个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也明确了每个人的生命本质。

　　由上述可知，与西方“以神为本”的文化相对比，中国“以人为本”的文化特点是：人不是“神”的奴隶，人不依靠外在的“神”或“造物主”，人由自身的德行决定了人生的价值与走向，“人”必须以“德”为本。中国的“以人为本”，强调了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与实践性。

　　中国人、中国家庭以及中国的社会秩序是依靠道德自觉、行为自律、文化自信来支撑与维系，其本质也是道德文化、做人文化与践行文化的结合，成为贯穿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文化记忆与文化基因。

　　我们再一次将目光投向公元前后的东方与西方。

　　公元前2年，是西汉（前202-8）第十三位皇帝——哀帝刘欣（前25－前1）的在位时期，中亚地区大月氏国的使臣伊存向汉朝博士弟子景卢口授了《浮屠经》。“伊存授经”是迄今见诸正史、被明确记载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自此开始，儒家、道家与佛教逐步形成中国社会的主要意识力量，宋孝宗赵昚（1127－1194）在《三教论》中明确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佛教虽起源于古印度，却以其“众生即佛”的理念，经过本土化而成为中国佛教，在“以人为本”的中华大地构筑起一个全新世界。

　　在公元1世纪以后，西方确立了“以神为本”的文化，直至一千余年后的启蒙运动才高举“人本主义”的旗帜。17至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认为，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将人们引向光明。他们启发人们不要做“神”的奴隶，而要成为本身的“人”。由此可知，西方的“以人为本”，在时间上比中国晚了二千余年。

　　更要指出的是，西方的“以人为本”与中国文化渊源甚深。“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古希腊文化（前800-前146），而其更重要的来源却是十六世纪以后的西方传教士。传教士将欧洲文化介绍到中国的同时，也从中国带回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

　　这样的传教士不胜枚举，我们仅列举三位极具权威性的汉学家：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出生于意大利，是最早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之一，1582年（明万历十年）被派往中国，1610年在北京逝世，在华传教长达二十八年。他将代表儒家核心思想的《四书》首次译为拉丁文，并寄回意大利，坚持不懈地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

　　在他之后，意大利传教士、汉学家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于1650年（清顺治七年）抵达北京，曾觐见顺治皇帝。1651年，卫匡国被委任为中国耶稣会传教团代理人，离华远赴罗马教廷陈述耶稣会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见解，并最终以他的见解获胜，进入中国的天主教也因此逐渐“中国化”。在途经德、法、英、比、挪威诸国期间，他用拉丁文撰写了四部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与文化的著作，分别是《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志》《论鞑靼之战》和《汉语语法》，其中，《汉语语法》成为欧洲学者深入研究中国的入门书。

　　此后，出生于法国的传教士、汉学家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在1728年（清雍正六年）写成《汉语札记》，这是一本关于中国文字学的研究著作，其引用的中文例句多达一万两千余条，代表了早期来华传教士汉语研究的最高成就。马若瑟被称为法国早期汉学三大家之一，元代戏剧《赵氏孤儿》也是由他最早翻译成法文，在整个欧洲赢得众多读者。

　　此时的中国，文化已发展到新阶段。自“伊存授经”开始，儒家、佛教、道教三家思想经历一千余年的相互影响、融会贯通，在宋（960-1279）、明（1368-1644）时期，已出现“三教合流”的说法。位于重庆市的大足石刻，现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八大石窟之一，其主要内容就是一部“三教合流史”。山西省著名的悬空寺也有一座“三教殿”，殿内供奉孔子、释迦牟尼佛与老子的塑像。儒、释、道，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足石窟 华严三圣相 南宋 来自《中国石窟雕塑全集》

　　以传教士作为纽带，中国传统文化传入彼时的欧洲，西方文化受到诸多影响。比如，以“人本文化”去批判中世纪以来的“神本文化”，以此实现了人权取代神权、科学取代神学、民主取代专制、自由取代禁锢、平等取代等级的转变，“人本文化”不仅在欧洲启蒙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财富。中国文化的“以人为本”为西方世界由“神本文化”转向“人本文化”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

　　几千年来，“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为世界做出了诸多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西方固有的文化传统——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使“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在传入西方之后发生了“变异”，并衍生出一系列问题。最为显著的是：当人的主体性、独立性与能动性得到肯定，人类从“神”的脚下站立起来，开始取代“神”而主宰万物。同时，随着“人”的理性被充分肯定、科学力量与科学技术不断增长，导致“科学主义”、“科技万能”的思想日益泛滥。人类自以为凭借科技的力量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甚至主宰宇宙。为了满足贪婪的欲望，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改造又被异化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掠夺，这使人类沦为了物质的奴隶。这个时期的世界，争斗、战争持续不断。“人本主义”被异化为“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有且只有人类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人类似乎成为主宰一切的最高力量。

　　直至人们经历了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战：1914年7月28日－1918年11月11日，二战：1939年9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极为惨痛的教训引起反思，西方社会再一次高举“人本主义”的旗帜，旨在引导人们从物欲、从“人类中心主义”的牢笼中解脱出来，成为懂得自觉自律、遵循人道、关爱人类的人。这也是中国“以德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在世界范围的再次崛起。

　　“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精神，在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过程中，民国时期教育家张彭春先生（1892-1957）功不可没。1948年12月10日，由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起草的《世界人权宣言》以48票赞成、0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在法国巴黎通过表决，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国际性权利法案。12月10日也因此被定名为“世界人权日”。时任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代表张彭春先生，将中国文化贡献给这一《宣言》。首先，他将“仁”的概念（译作良心conscience）写入《宣言》之序言；其次，他坚持“开放性”，让不同文化、宗教传统都能以各自的方式与角度解读《宣言》；再次，他强调社会与经济权利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他支持“义务”与“权利”具有同等重要性。张彭春以中国的智慧，避免了西方世界及其文化对“人权”概念形成绝对垄断。

张彭春先生 图片来自网络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表决会议 图片来自网络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曾多次被评为“美国最佳总统”，他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担任了《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主席，她在回忆录中说：“张博士是一位多元主义者，他动人地解释他的主张：最后的真理不止一种。”近年，哈佛大学著名比较法和人权法学者、《美丽新世界：<世界人权宣言>》的作者葛兰顿女士（Mary Ann Glendon）在著述中写到，“那个时期曾与张彭春一起紧密工作的人们对于他的能力印象深刻，特别是他能消除误解、缓解焦虑。起草过程中时常会发生分歧，他也有能力促进共识。”《世界人权宣言》是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验与教训的总结。编订《宣言》期间，世界正在分裂为东、西阵营，能使《宣言》的精髓内容成为东、西方的共同立场，确是丰功伟业。

　　同时，张彭春先生参与编写《世界人权宣言》的这段动人往事，正是中国文化中亦此亦彼的“圆融智慧”与西方文化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生动对比。同“世界”一样，“圆融”也是佛教引入中国文化的词汇。“圆”指周遍，“融”指融通、融和。事、理万法融通无碍，无二无别，犹如水与波，称为“圆融”。在中国佛教中，便有一部经典揭示了“圆融观”与一个光明世界，影响了中国千余年。

二、光明普照的华藏世界与“三圣圆融”

　　佛教创造了“世界”这一词汇。今天，“世界”往往指代我们所熟悉的地球范围。然而，佛教所阐释的“世界”，如云似海，重重无尽，尚有许多我们所未知的“世界”。两千年来，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理解佛教的真正要义，对提升自身的文化底蕴、坚定自我的文化自信，指导自己的文化生活，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我们将在此部分，以两个“世界”简述佛教的“以众生为本”。“众生”（梵文Sattva），集众缘所生，名为众生，又历无量生死轮回，名为众生。“众生”，又名有情，即一切有情识的生命形态。与“世界”超越地球范围一样，佛教中的“众生”包含人，但其概念与范畴却也超越了人。

（一）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世界

　　娑婆（梵文Sahā），意为堪忍。根据佛教的说法，世人所在的世界被称为“娑婆世界”，这个世界的众生堪于忍受“十苦”而不肯出离与解脱，故又作“堪忍世界”。“娑婆世界”（梵文：Sahā-lokadhātu）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是三恶五趣杂会之所，因此，人们常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娑婆”还有另一层更深的含义，是指释迦牟尼等诸佛菩萨忍受劳苦，在“五浊世界”中不懈地教化众生，表现出大智、大行、大悲和大愿的精神。佛菩萨与众生的“堪忍”有着显著区别：众生因自己的“贪、嗔、痴”而受苦，而佛、菩萨是无私地为众生而受苦。

　　根据佛经记载，为寻求生死解脱与人生真谛，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梵文Kapila nagara）的太子——悉达多·乔达摩（公元前623年出生，公元前543年涅槃）毅然舍弃王位，出家修道。彼时，他已无师可学、无法可循，于是选择了婆罗门及当时修行者的解脱方式——苦行。他来到伽耶城（梵文Gaya^）附近的苦修林，在六年苦修中，经常每日只吃一麻一米，甚至七日才食一麻一米，以至“身形消瘦，有若枯木”。他逐渐认识到，苦修只能解除一部分痛苦，却无法消灭人间的一切痛苦，这并非真正通往解脱的道路，于是结束苦行而另寻究竟法门。一位牧女见他虚弱不堪，便献乳糜供养，使他恢复了些许体力。随后，他来到尼连禅河（梵名Nairan~jana^）边的一棵毕波罗树下静坐、沉思，发誓“今若不证无上菩提道，宁可碎此身而终不起于座”。经过七天七夜，他豁然大悟，得到了对宇宙人生的真实彻悟，即后世通常所说的“成佛”或“证道”，并将这一天称为“佛成道日”。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梵名Śākyamuni），即释迦族的“圣人”，合意为“能仁”、“能儒”、“能忍”、“能寂”等。释加牟尼作为佛教的创始人，亦被广大信众尊称为佛陀（觉者）、释尊、世尊等。

释加牟尼成道后宣讲的第一部经典——《华严经》

　　在“佛成道日”后的二十一天中，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为文殊、普贤等上位菩萨宣说法门，其中，文殊菩萨以“智慧”闻名，普贤菩萨以“行愿”闻名。这是释加牟尼成道后宣讲的第一部经典，即《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华严经》。此部经典不仅记述了释迦牟尼佛的因行果德，开显出重重无尽、事事无碍之妙旨，也包含了对菩萨修行的论述，历来被视作“经中之王”。

　　释迦牟尼佛第一次宣讲《华严经》，普贤菩萨为“会主”。佛陀共在七个地方、合计九次宣讲此经，即著名的“七处九会”，由此组成了此部经典的整体框架。作为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华严经》的初现充满了传奇色彩。“七处九会”并非先后进行，而是同时进行，这正是“法身佛”——毗卢遮那佛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所示现的不可思议之处。《华严经》中宣说：整个世界是“法身佛”毗卢遮那佛的显现，毗卢遮那佛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身，“一微尘映世界，一瞬间含永远”。证悟的境界，万有为一，并没有时间、空间的局限性。一粒微尘与整个世界是共性的，一瞬间即是永远。

　　此经还宣说了菩萨以修诸行而“顿入佛地”的思想，即菩萨从树立信仰到解脱成佛各个阶段的修行过程，具体阐述了菩萨的“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法门行相和修行的差别，以及依此修行证得无量功德与清净法界等内容。菩萨修行的终极目标，就是上证菩提具备诸佛的功德，同时具有下化众生的无限能力。

　　《华严经》还提出“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所有众生都具足如来智慧，只是众生颠倒不知、不见而已。一切众生的佛性无二无别，即是“众生平等”。众生因妄想、执着而遮盖了本来就具有的佛性，若能熄灭妄想与执着，佛性自然显现。因此，《华严经》向人们宣扬了“不必心外求法”，而应反求于自身、即自我的内心世界。

　　《华严经》以庞大篇幅，丰富的形象描写，构筑了独特的大乘佛教思想体系，对大乘佛教在印度、中国以及日本、韩国等地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毗卢遮那佛所居与教化的世界——华藏世界

　　在《华严经》中，释加牟尼佛的“法身”——毗卢遮那佛所居与教化的世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名为“华藏世界”，即“莲华藏世界”的简称。莲花因“出淤泥而不染”极受佛教珍视，多见于佛教经典，其雅称便是“莲华”。莲花所包藏者，都是佛教中的神圣之物，正如诸佛、菩萨多以莲花为宝座。“藏”为蕴积、包含之义。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被莲花所包围。华藏世界，就是包含在莲花中的世界。在《华严经》中，华藏世界恢宏广阔，其构造有诸多明确描述：“此华藏庄严世界海，有须弥山微尘数风轮所持。其最下风轮，名‘平等住’，能持其上一切宝焰，炽然庄严；次上风轮，名‘出生种种宝庄严’，能持其上净光照耀摩尼王幢。”这无数风轮分为十层，最上层风轮“名‘殊胜威光藏’，能持普光摩尼庄严香水海，此香水海有大莲华，名‘种种光明蕊香幢’，华藏庄严世界海住在其中，四方均平，清净坚固，金刚轮山周匝围绕，地海众树各有区别。”华藏世界的存在，展现了宇宙空间无限的观念，包罗万象且井然有序。华藏世界是一切世界的总称，包括娑婆世界、极乐世界、袈裟幢世界、胜莲花世界等等，从这种意义来说，华藏世界是虚空界、法界的代名词，虚空界、法界有多大，华藏世界便有多大。

　　《华严经》言：“此上过佛刹微尘数世界，至此世界，名娑婆。以金刚庄严为际，依种种色，风轮所持，莲华网住，状如虚空。以普圆满天宫殿，庄严虚空而覆其上，十三佛刹微尘数世界，周匝围绕。其佛即是毗卢遮那如来世尊。”可见，释迦牟尼佛所化的“娑婆世界”，也处于毗卢遮那佛所化的“莲华藏世界”之中。我们生存在“娑婆世界”之中，众生习惯于忍受烦恼却不肯出离。而当我们从这烦恼世界中解脱之后，我们又将去往何处？大乘佛教的教义中，在自我救赎的基础上，更应有救赎他人、救赎众生的追求。华藏世界，便成为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依此修行者的最终归宿，是娑婆世界之外极为重要的佛国净土。

华严三圣——华藏世界中的三位圣者

　　在娑婆世界中，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辅助释尊的左、右胁侍分别为以智慧闻名的文殊菩萨、以大行闻名的普贤菩萨，三者合称“释迦三尊”。在华藏世界，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继续辅佐释迦牟尼佛的“法身”——毗卢遮那佛。普贤以万行威德，文殊为法身妙慧，“释迦三尊”又被称为“华严三圣”。毗卢遮那佛作为华藏世界的教主与本体，理智完备，居中位；文殊菩萨主“智门”，立于毗卢遮那佛之左；普贤菩萨主“理门”，位于毗卢遮那佛之右。因整个华藏世界都是毗卢遮那佛的显现，故文殊、普贤二位大菩萨，也可以说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与显现。

　　在佛教中，有一佛与二圣组成的诸多“三圣”组合，比如我们在后续内容会陆续提到的“西方三圣”、“东方三圣”等，但最先出现的便是“华严三圣”。“华严三圣”各有不同的表征意义：

　　毗卢遮那佛（梵文Maha^vairocana）：“毗卢遮那”是太阳的别名，原有“光明普照”之意。毗卢遮那佛，汉译为“平等觉、法界无量”，理智相即，行证相应，定慧不二，能所相融，便是毗卢遮那佛。佛教中的“三身佛”，即：法身“毗卢遮那佛”，应身“释迦牟尼佛”，报身“卢舍那佛”。“法身”虽深奥难懂，却在《华严经》中形象化于毗卢遮那佛身上，同时也置身于具象的华藏世界。

　　文殊师利菩萨（梵文Maňjuśrī）：象征着智德、证德、慧德、能信。文殊菩萨以其明见佛性，具足法身、般若、解脱三德，不可思议，因此意为“妙德”、“妙吉祥”等。文殊菩萨是“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以论述“般若性空”和“般若方便”的理论著称。佛教传入中国后，山西五台山逐渐成为文殊菩萨的应化道场。

　　普贤菩萨（梵文Samantabhadra）：象征着理德、行德、定德、所信。普贤菩萨以其居伏道之顶，体性周遍，故称“普”；断道之后，邻于极圣，故称“贤”。普贤菩萨是“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以劝人广修“十大行愿”而著称，代表一切菩萨行德之本体，亦被称为“十大愿王”，也曾译为“遍吉菩萨”。佛教传入中国后，四川峨眉山逐渐成为普贤菩萨的应化道场。

峨眉山金顶华藏寺华严三圣像

　　“华严三圣”最早见于唐代高僧澄观法师（738-839）所著的《三圣圆融观门》：“三圣者，本师毗卢遮那如来，普贤、文殊二大菩萨是也。”同时，澄观法师对“三圣圆融观”做了严密的辩证，“菩萨修行中之因果相融、能所相融、解行相融、与理智相融。修行者能了解此义，则念念因圆、念念果满。依此修行，必能圆满三圣之德。”这对我们的生活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法门，各自圆融。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各自代表不同的“三法”：文殊菩萨表能信之心、能起之解与能证之大智，前后相贯、相融相即；普贤菩萨表所信之法界、所起之行、所证之理，也是相融相即。唯以大智慧为前导，才能启信，所以文殊菩萨是智慧与信仰统一的象征，也称为“大智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是一切菩萨中的上首菩萨，他的最大德行就是要脚踏实地修广大行愿，由行证理、理外无行、由理显行，所以又称为“大行普贤菩萨”。

　　其次，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法门，互相圆融。二位菩萨各自所代表的能信与所信不二、解与行不二、理与智不二。因此，文殊菩萨的“信、解、智”三事的相融也是普贤菩萨的“法界、行、理”三事的相融。简单来说，当普贤菩萨融入文殊菩萨，或当文殊菩萨融入普贤菩萨，智慧与践行兼备，即为毗卢遮那佛。

　　最后，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为因，毗卢遮那佛为果，“三圣之内，二圣为因，如来为果；果超言想，且说二因。”真正到达觉悟、修成佛果，要依靠文殊菩萨的“智慧”和普贤菩萨的“践行”不断精进，这是达到毗卢遮那佛境界的阶梯，“若悟二因之玄微，则知果海之深妙”。

　　佛教，不仅揭示了众生修行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达到目标的阶梯——智慧与践行。圆融无碍的“华严三圣”，由因可以证得果，从果也能寻到因。这也是“认知‘三圣圆融观’的胜义，对我们日常生活有何作用与影响？”的最佳答案。

　　佛教中，时间、空间无限大，大至虚空。唐代华严学者李通玄长者（？-730）曾说：“十世古今，始终不移于当念；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因此，当我们开始重视当下的每一念、每一言、每一行，才能行走于世界而没有阻隔，处处圆融，处处无碍。佛教并非让人们选择逃避，甚至放弃现实的生活，而是指导我们如何超越生活中的种种桎梏与纠缠，获得自由无碍的心灵与生活。即使身处娑婆世界，也能清净无染，犹如身在莲花包藏的“华藏世界”。

　　中国文化“以人为本”，中国佛教与中国佛教文化“以众生为本”，和合而成的中华宝藏，恰是另一个无边广大的“华藏世界”。人，在觉悟前后的生命质量截然不同。因此，峨眉山禅茶文化丛书之要义便是提升智慧、并引导人们在生活中不懈实践，打造“心灵华藏”。莲花，虽出于水却不着于水；日月，运行于太空，从无停滞。我们应让自己的“智慧”如莲花般高洁出尘，并“践行”于每一个当下，似日月般光明流转，“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