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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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试论
作者:杨曾文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6590    更新时间:2012-11-20

  一、实践人间佛教:中国佛教的当代走向

  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之后,经过漫长的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相适应相结合的民族化过程,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的宗教,并且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然而自进入清后期以来,伴随国家的衰落,西方列强相继入侵,民族濒临危亡,文化、教育也日益废颓不振。在这种形势下的宗教界,与来自欧美的洋教迅速传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中国传统宗教之一的佛教显得更羸弱无力,甚至呈现败亡之兆。

  中国佛教的衰败固然与外界形势密切相关,然而也确实是它长期的积弊所致。对清后期以来佛教的积弊可以举出很多,然而最致命的积弊莫过于极端落后于时代和严重脱离现实人生,借用太虚大师的话说是将本来植根于现实民众的佛教变成没有生气的“死的佛教”、“鬼的佛教”,从而导致在教理、教制和教产等方面流弊痼疾重重。然而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血肉相连的佛教毕竟“气数未尽”,几乎与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同步,佛教界的仁人志士也奋起振兴佛教,探索振兴方案,发起集会结社,举办佛教学校,推进革新运动……

  于是,太虚大师提倡旨在适应现代人生的人生佛教,推动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虽然预期目的未能取得成功,然而在开振兴佛教风气之先,办学学造就人才等方面,贡献极大。此后有印顺大师为对治佛教“神化”倾向而提倡实践“人菩萨行”的人间佛教。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虽然存在差异,然而从大的方面来讲,皆主张贴近现实人生,弘扬佛教中本有的现实主义内容而为利益人群、造福社会积极奉献。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直到现在,随着世界形势和海峡两岸社会形势的巨大变化,两岸的佛教虽情况不同,然而似乎皆进入空前迅速发展时期。在大陆,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居士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人间佛教思想,并在1987年通过佛协五届会议将“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思想,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载入《中国佛教协会章程》之中,对大陆佛教的迅速发展起到指导和极大推动作用。在台湾方面,随着星云大师创办的佛光山教团事业的成功,“星云模式”人间佛教思想及其实践越来越引起世人瞩目,此外,法鼓山、慈济等教团也以自己的方式倡导和实践人间佛教的思想。与此同时,教内外学者对太虚、印顺及当代其他人间佛教思想的研究也方兴未艾。

  应当说,以人为本和与时俱进的人间佛教是当代中国佛教界的共同选择,是未来中国佛教发展的总趋势。然而十分明显,海峡两岸乃至不同教团、不同学者之间对人间佛教的理解和解释是存在种种差异的。笔者认为这是正常现象,也是好现象。这不仅丰富了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历史,而且通过对各种人间佛教主张和思想的比较研究,必将从整体上充实和丰富人间佛教理论的内容,能够对未来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乃至指导的意义。本文试就赵朴初的人间佛教的思想进行考察论述,不足和欠当之处敬请诸位补充指正。

  二、赵朴初居士和圆瑛、太虚两位大师

   赵朴初居士(1907-2000),1907年11月5日生于安徽省太湖县。父亲赵恩彤担任过县吏和塾师,母亲陈慧是位虔诚的佛教徒。赵朴初自幼受到母亲影响,对佛教怀有亲切的感情。

  赵朴初居士早年就学于苏州东吴大学,1927年因病到上海觉园住入表舅关絅之家。关絅之(1879-1942),晚清举人,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审公廨会审官、通州直隶州知州,辛亥革命前夕与王一亭等人秘密加入同盟会,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际曾秘密援救孙中山,1920年参与发起上海佛教居士林,1922年建立上海佛教净业社,由施省之任董事长,自任副会长。①赵朴初在关絅之家养病期间,对佛教有了进一步了解。1928年赵朴初从东吴大学毕业后,再次到上海,经关絅之介绍在净业社任秘书,并在关絅之任院长的上海佛教慈幼院处理日常事务。1928年上海成立江浙佛教联合会,赵朴初应请担任文犊员。翌年改组成立中国佛教会,圆瑛大师被选为会长,太虚、仁山及王一亭、关絅之等9人为常务委员,赵朴初先后担任秘书、主任秘书。此外,赵朴初还兼任上海佛教协会秘书、"佛教净业社"社长,四明银行行长。期间,赵朴初深入探索佛教各宗教理,并与佛教界领袖人物圆瑛、太虚、应慈、王一亭、黄涵之等都有交往,1935年在圆瑛大师门下归依佛教为在家弟子。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后,赵朴初居士先后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任常务委员、上海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任收容股主任,满怀爱国热情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动员和掩护300多名青壮年奔赴前线,参加救济、安置难民的工作。同年11月上海沦陷后,赵朴初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中青年难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其后陆续送往苏南、苏北等地参加抗战。1938年他参加了职业界救亡组织上海益友社并担任理事长,参加了上海各界人士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星二聚餐会及其核心组织星六聚餐会,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团结爱国人士,开展秘密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赵朴初与马叙伦、王绍鳌、林汉达等人发起创立中国民主促进会,追随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解救民众的爱国民主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赵朴初居士在政府和社会团体历任各种职务,任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出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0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顾问、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等。

  赵朴初居士从上世纪30年代以后与圆瑛大师保持密切的关系。圆瑛(1878-1953),曾师事增西、冶开、寄禅(敬安)诸法师,一生奉先德“利生为事业,弘法是家务”的遗训,展转各地,以弘法利生为要务。1929年中国佛教会成立,当选为主席,此后连任七届主席和理事长,为保护中国佛教的合法权益,推进中国佛教适应时代的进步等方面做出不朽的贡献。抗日战争爆发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9月曾被日本日本宪兵以“抗日”的罪名抓到宪兵队,受到严刑拷问。他在1942年发表的《和平与慈悲》演讲中提出:“政必教以相成,是知爱教即所以爱国也”,明确地提出爱国与爱教不可分离的思想。他虽没有明确标榜“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的口号,然而从他一些文章、讲演和实践来看,他也是主张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的。他发表过《佛教与世界的关系》、《佛教与人生》、《佛教与作人》、《佛教与世道人心之关系》、《挽救人心的基本方法》及《佛儒经颂序》、《爱教必须爱国》等文章或讲演。②其中《佛教与作人》是1943年他在上海静安寺按照赵朴初居士拟的题目发表的讲演,先讲佛教的人乘,说必须修得道德、学问并且积累阅历以后才能“完成人格”,然后才可进而修菩萨乘的“六度”,以修证成佛。

   从赵朴初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历来推测,他与太虚大师(1889-1947)、印顺大师(1906-2005)应有不少接触。众所周知,太虚与圆瑛同是敬安长老的弟子,印顺是太虚的弟子,比赵朴初仅大一岁。赵朴初在圆瑛门下归依佛教为居士,无论通过中国佛教会,还是佛教法事或社会活动,他们会面的机会是很多的。可惜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极少。2003年为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赵朴初韵文集》,其中第7-8页载录了1947年赵朴初为追悼太虚圆寂而写的《太虚法师挽诗》:

  旬前招我何为者,付我新编意倍醰。遗嘱分明今始悟,先几隐约话头参。神州风雨沉千劫,旷世光华掩一龛。火宅群儿应不舍,再来伫见雨优昙。

  诗后附有为“先几隐约话头参”加的注:

  师逝世前十日,以电话招余至玉佛寺相见,欣然若无事,以所著《人生佛教》一书见赠,勉余今后努力护法,不期遂成永别。闻人言:师数日前告人,将往无锡、常州。初未知暗示无常也。1947年。

  诗的大意是:大师圆寂前十日招我到玉佛寺,意味深长地赠我新编《人生佛教》③。今始领悟大师嘱托用意,寂前话语已暗示不久人世。中国激荡的世事巨变从此溶入历史长河,大师旷世的智慧才华将掩藏于灵龛之内。然而大师的四众弟子含悲不忍离别,但愿灵瑞天花开时大师乘愿再来。

  从诗句内容及附注可以看到,太虚大师生前与赵朴初居士不仅相当熟悉,而且保持密切的关系,也可以看到赵朴初对太虚怀有崇高敬仰的感情。赵朴初已经意识到,太虚亲手将集录他论述“人生佛教”思想的《人生佛教》一书赠给他是具有深刻的寄托之意的,是希望他今后为弘扬“人生佛教”而努力“护法”。

  赵朴初居士在1983年出版的《佛教常识答问》中对圆瑛、太虚二位大师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们“积极从事整理僧伽制度,提倡僧伽教育,宣扬大乘精神,发扬佛教文化事业最有力”。

  可以认为,赵朴初居士由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非凡经历及其与圆瑛、太虚等高僧大德的交往,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形成坚定的爱国爱教思想和适应时代弘法利生的思想。

  三、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与发展

  (一)赵朴初居士和中国佛教协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佛教从此也进入新的时期。1953年5月正式成立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的爱国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居士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此后1957年、1962年召开中国佛协第二、三届代表会议。在此期间,由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的极“左”指导思想,特别经历“文革”浩劫,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曾遭受严重挫折,佛教事业濒于毁灭。

  “文革”结束之后不久,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此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佛教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80年底中国佛教协会举行了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在认真总结落实宗教政策的情况和经验,恢复和健全佛教机构,修改和补充佛协章程,明确新时期佛教的任务等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这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赵补初居士当选为会长。1987年2月、1993年10月中国佛协前后召开了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赵补初居士继任会长。

  在第六次代表会议上,赵补初会长作了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期意义的《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报告,对中国佛教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发展佛教教育培养人才等重大问题作了清晰明确的阐释。在新修改的章程上规定佛协是“全国各民族佛教徒联合的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从此中国佛教协会承担督导全国佛教寺院、信众加强自身建设,树立良好道风学风,健全组织等方面的重大责任。

  赵补初居士直到2005年5月去世,在佛协会长职位上遵循佛协章程,努力落实全国代表会议的各项决定,为团结各地佛教徒投入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和发展

  赵补初居士在参与中国佛教协会领导的过程中,也在积极推进佛教适应现实社会,为利益人群,造福社会努力探索和工作。“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赵朴初居士在新形势下适时地明确地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

  1983年赵朴初居士将他从四十年代开始酝酿并且着手执笔,断断续续撰写成的《佛教常识答问》一书交付中国佛教协会出版。全书五章,以问答体对佛教的起源和基本教义、佛教在印度中国的传播发展,作了全面而简要通俗的介绍。第五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演变〉的第五部分是“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借问者的话提出:佛法教理博大精深,义理幽玄,难以为文化不高和悟解力差的人学习领会,那么怎样才能使佛法结合人们的生活实际,有补于社会道德、精神文明的建设呢?答曰:佛教中有适宜各种根机的佛法,在五乘(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佛法中,前二乘为“世间法”,“前人名之为人间佛教”,提倡修持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容易为世人接受和做到。后三种“出世间法”虽然难学,但也不是做不到。大乘佛法的菩萨乘主张人人可以成佛,提倡修持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菩萨道,以救度众生为宗旨,引导人们自觉地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行,以利益群生为乐,为“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努力奉献。书的最后,赵朴初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前途作了乐观的瞻望,认为“作为灿烂的民族古典文化的绚丽花朵,作为悠久的东方精神文明的巍峨丰碑,中国佛教必将随着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发展,并在这一伟大事业中,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世界人类和平、进步和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

  此后,1986年赵朴初居士应约为商务印书馆《文史知识》第10期写的《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文中,明确表示“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简要地介绍佛教对中国哲学、文学、建筑、艺术、天文、音乐、医药等文化形态的深刻影响,然后提出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民族文化,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最后对弘扬人间佛教提出自己的看法:

  社会主义时期的佛教,应该如何结合时代发展为两个文明建议服务呢?重要的是要汲取佛教文化的精华,要发扬“人间佛教”的精神。“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是五戒、十善和六度、四摄(按: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前者着重在净自己的身心,后者着重在利益社会人群。……我们要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继承先人的遗业,以“人间佛教”入世度生的精神,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

  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到赵朴初居士长期以来对中国佛教如何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思考以及在佛教界推广实践人间佛教思想的设想。

  赵朴初居士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大陆佛教界的领袖,在“文革”后经过落实宗教政策,恢复与开放各地寺庙、培养佛教人才、出版流通经佛教书刊等几个环节取得可观成绩的情况下,适时地提出在全国实施人间佛教思想的号召。1983年是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他主持撰写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周年》的长篇报告,在12月召开的佛协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他在概要地回顾佛协成立三十年来取得的成绩及基本经验之后,宣布今后的工作任务之前,郑重地提出:
  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一种思想,发扬三个传统。

  中国佛教已有近二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和正确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阐明了佛法与世间的关系。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以为应当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第一是农禅并重的传统。中国古代的高僧大德们根据“净佛世界,成就众生”的思想,结合我国的国情,经过几百年的探索与实践,建立了农禅并重的丛林风规。从广义上理解,这里的“农”系指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和服务性的劳动,“禅”系指宗教学修。正是在这一优良传统的影响下,我国古代许多僧徒们艰苦创业,辛勤劳作,精心管理,开创了田连阡陌、树木参天、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一座座名刹大寺,装点了我国锦绣河山。其中当然还凝结了劳动人民的劳动与智慧。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年来,一直大力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号召全国佛教徒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其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实践。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今天,我们佛教徒更要大力发扬中国佛教的这一优良传统。

  第二是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我国佛教历史上高僧辈出,大德如林,他们译经著述,创宗立派,传经授业,留下了浩瀚的佛教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的宝贵资料,大大地丰富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宝库。我们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努力开创佛教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第三是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在历史上,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的高僧大德,曾梯山航海,往来于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传播友谊的种子,交流中外文化。我国法显、玄奘、义净、鉴真等大师们的西行和东渡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

  总之,我以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利于我们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增进同各国人民友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

   这样,赵朴初会长在为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而召开的佛协理事会的隆重场合,以工作报告的形式将实践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规定为中国大陆佛教的方向和时代使命,对于中国佛协和各地佛教组织、团体、各级领导明确今后基本任务和工作重点――坚持和发扬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正确处理弘法、修行和利益社会人群的关系,加强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建设,动员广大信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等,都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

  实际上,所谓“赵朴初人间佛教”,实际上不仅仅是赵朴初居士个人的思想,而是既继承了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界有识之士关于“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理论的探索成果,又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多年大陆佛教界的实践经验,并且集中了大陆佛教界的集体智慧和意志,在实行改革开放新形势下而提出来的。

  赵朴初会长的报告公开发表,并经与会代表回到各地传达之后,在大陆佛教界引起很大反响。例如上海玉佛寺方丈真禅法师在《纪念太虚大师诞生一百周年》的文章中大段引述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报告中关于人间佛教的讲话,并且回忆他与其他代表讨论这个报告时的情景和感受。他说:“我们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理事,在讨论这一报告时,一致热烈拥护中国佛教协会关于提倡人间佛教思想的这一号召,表示回到各地后坚决予以贯彻和执行。我们上海市佛教协会,多年一直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上海广大佛教徒,在人间佛教思想的引导下,努力为祖国建设服务,每年都涌现出一批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今后我们仍要继续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动员广大佛教徒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此后几年,中国佛协和各地佛协、寺院在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加强寺院管理和自身道风学风的建设、发扬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内外佛教文化交流三大优良传统,发展佛教教育和文化建设事业,开办社会慈善救济事业等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绩。

  1987年2月中国佛协举行第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赵朴初会长作了《团结起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作贡献》,对人间佛教思想作重新作了说明,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阐明了佛教能够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观点,对推进中国佛教走向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道路具有指导意义。在会议修改通过的佛协《章程》中,规定佛协宗旨为:“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全国各民族佛教徒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思想,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

  赵朴初会长在报告第二部分“佛教与两个文明建设”中,对于中国佛教为什么能够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作了详细的论述,指出这不仅因为佛教徒具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而且还因为佛教教义中本来就有“利生思想”,例如“五明”中的“工巧明”,“四摄”中的“利行”、“同事”,“八正道”中的“正命”、“正业”,以及“一切资生事业(即工农商业)悉是佛道”的教义,中国佛教“农禅并重”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从而佛教是能够动员和组织教徒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

  至于建设精神文明,佛教的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思想,报国家恩、报众生恩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修身净心原则,慈悲喜舍、四摄、六度及五戒、十善等教人行善止恶、利益人群的思想,都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一致。此外,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极其丰富多彩,在历史上曾对中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今后进一步挖掘和整理、研究佛教文化,应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可见,赵朴初会长在这里所阐述的,正是他提倡中国佛教界应当弘扬的人间佛教的内容。

  上世纪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对宗教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对今后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国情的认识,正式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并对宗教政策作了进一步充实和调整①,对中国大陆各种宗教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此后,中国佛教协会和地方佛协、佛教界人士通过各种场合倡导中国佛教应当通过弘法利生的实践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1993年是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这一年12月中国佛协召开了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赵朴初会长作了题为《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报告。在报告中认真总结佛协成立五十年的走过的不平凡历程,概括为四个时期:1953年至1956年为正常发展时期;1957年至“文革”开始是曲折反复时期;从1998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佛教进入恢复振兴时期。报告对四十年来佛协的工作和成绩作了全面而概要的总结,并且根据以往的经验提出带有纲领性的四点“认识和体会”,其中最重要是第一点:

  中国佛教必须而且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或相协调。佛教与政权相分离,不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不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佛教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佛教徒爱国守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实现“相适应”或“相协调”对佛教的基本要求。

  我们还认为,佛法博大精深,佛教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世界观,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认识论,无我利他、普渡众生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三学并重、止观双修的修养方法,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精神以及佛教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内所积累的丰硕成果,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积极作用,将在今后不断发展的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放射异彩。

  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正做到把宗教信仰作为公民的私事,从法律和政策的实施上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和宗教的合法权益,这是实现“相适应”或“相协调”的基本前提。

  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或相协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地说,引文有两大内容:一是佛教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或相协调,所述根据之一是在佛教自身方面,即佛教与政权分离,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奉公守法,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等;根据之二在党和政府方面,即切实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宗教合法权益等;二是佛教教义体系中具有丰富的能够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哲学、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亦即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中的重要成份。

  这样一来,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便成为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特色,标志着赵朴初人间佛教的重要发展。

  佛教是宗教,有自己的严格的戒律、清规和各种道德规范。在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必须保持佛教独特的特色和纯洁性,因此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然而在对外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浪潮中,社会上一些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也对佛教界产生不好的影响。赵朴初在报告中指出:“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有些人道风败坏,结党营私,追名逐利,奢侈享乐乃至腐化堕落;个别寺院的极少数僧人甚至有违法乱纪、刑事犯罪的行为。这种腐败邪恶的风气严重侵蚀着我们佛教的肌体,极大地损害了我们佛教的形象和声誉,如果任其蔓延,势必葬送我们的佛教事业。”

  因此,佛协六届会议将加强佛教自身建设作为重要议题。赵朴初会长在报告中说:

  根据当前的形势和我国佛教的实际情况,着眼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未来,各级佛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都必须把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上来。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这五个方面,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证。

  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首先是要求寺院僧尼具足正信,勤修三学,遵守戒规,严肃道风。为此,寺院必须坚持早晚课诵、过堂用斋、修禅念佛、讲经说法、半月诵戒、夏季安居、冬季打七以及在佛教传统节日举行法会等。……在大多数僧尼增强信仰、严肃道风的基础上,对有些信仰淡化、有悖僧律的僧尼,经学习愿意改正继续为僧者,应按戒律的规定进行忏悔乃至重新受戒;对确无悔改表现者,必须收回衣钵戒牒,离寺还俗。对僧尼中个别严重违犯戒规、道风败坏、屡教不改者,必须按戒规的要求收回衣钵戒牒,摈出僧团。对僧尼中极个别为非作歹、触犯刑律者,由司法机关处理。要制定和完善寺院管理,僧尼剃度、受戒,僧籍、僧阶等规章制度和具体办法,以利寺院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和僧尼队伍的清净和合。寺院和居士团体要引导在家二众进行学修,正信正行,爱国爱教,遵纪守法,做好本职工作,做一个好公民、好佛教徒。在家二众要恭敬三宝,关心寺院,护持佛教。

   在佛教取得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形势下,赵朴初会长代表中国佛教协会主动提出加强佛教的信仰、道风、教制、人才、组织五大建设,并且继续强调发展佛教的文化、教育事业,从而把中国大陆佛教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时期。可以认为,这是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从提出以来的最大发展。

   应当指出,由于赵朴初居士所处的地位――长期以来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会长,所谓“赵朴初人间佛教”就意味着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佛教思想,实际也是中国佛教协会提倡并付诸实践的佛教思想,是大陆佛教界共同弘扬和实践的佛教思想,是中国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环境而逐渐形成的面向现实人生的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号召的人间佛教思想。

  (三)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要点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将赵朴初居士所倡导和实践的人间佛教思想归纳出以下六个要点:

  1、强调爱国爱教,团结进步,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2、将佛教劝善止恶的戒规和伦理规范――五戒、十善及大乘菩萨四摄、六度等进行现代诠释,使之与社会公德、公民道德建设和思想教育相会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3、强调佛教必须关心现实社会,自觉地以建设“人间净土”为己任,造福社会,利益人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而努力奋斗,积极奉献;
  4、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主要有"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和"国际友好交流"三大传统;
  5、佛教必须“续佛慧命”,传承正信正法,保持组织的纯洁性,为此必须加强自身的信仰、道风、人才、教制、组织五大建设,并且不断发展佛教的文化和教育事业;
  6、维护法律尊严、人民利益、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维护祖国统一。

  2002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佛协领导班子,一诚会长在以《继承赵朴初会长遗愿,同心协力开创中国佛教事业新局面》的报告中说:

  赵朴初会长生前还大力倡导“人间佛教”思想,号召我国佛教界“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我们要继承赵朴初会长的遗愿,努力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赵朴初居士虽然逝世了,然而他提出并通过总结佛协、佛教界的新鲜经验加以发展的人间佛教思想,已为佛协新一届领导、大陆佛教界继承,可以预料必将随着新世纪的佛教实践有新的发展。

  200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佛协常务副会长圣辉法师在纪念佛协成立五十周年庆典上所作的报告《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周年》中说:

  五十年来,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殊胜因缘下,赵朴初会长对人间佛教思想进行了理论创造和实践探索,走出了一条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取得了重大成就。

   圣辉法师把赵朴初对人间佛教思想的创造和实践探索,看作是中国佛教走出一条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赵朴初居士因病于2000年5月21日在北京逝世。他的一生的非凡经历和为党为人民为祖国作出的丰功伟绩,受到党和政府、全国人民的高度评价。2000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赵朴初同志生平》说:

  作为新中国一代宗教界领袖,赵朴初同志把佛教的教义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之中。他充分地论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问题,指出:党和国家从政策上、法律上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宗教徒则要爱国爱教,遵纪守法,拥护党的领导,报国家恩,报众生恩,积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他告诫佛教弟子,佛教的利益必须与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我们的生命好比一滴水,只要我们肯把它放到人民的大海中去,这一滴水是永远不会干涸的。赵朴初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制定的关于宗教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赵朴初同志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宗教理论和工作,坦诚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他积极促进全国各宗教界的团结和稳定。他热情支持十世班禅为发展藏传佛教文化,建立藏传佛教正常秩序,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反对境外势力分裂祖国的活动所开展的各项工作。他积极拥护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经金瓶掣签、报中央政府批准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并热情关心十一世班禅的培养教育工作。他恪尽职守,殚精竭虑,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可谓字字千斤,句句铿锵有力,十分精确地概括了赵朴初居士作为一位中国卓越的宗教领袖在一生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笔者相信,赵朴初居士卓越风范必将彪炳于千秋,受到千百万民众的敬仰;他提出的人间佛教思想不仅将为中国佛教界一代又一代的领导者、四众弟子继承并且一定会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扬光大。

  笔者认为,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佛教界的仁人志士探索佛教适应时代进行革新,提出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以来,尽管中国经历了苦难曲折的遭遇,然而佛教毕竟取得重大进步,特别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海峡两岸的佛教团体和人士都在遵循面向现实社会的人间佛教的基本思想将佛教向前推进,虽然他们对人间佛教的具体理解和解释存在差异,出现不尽相同的人间佛教理论和实践模式,然而皆有利于从整体上丰富和发展中国佛教的人间佛教思想,对中国佛教今后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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