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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佛教
作者:黄忏华    文章来源:本站整理    点击数:5737    更新时间:2007-2-10

 

南朝佛教,包括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到陈后主祯明二年(588)中国南北分裂时期,在南方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佛教。

南朝各代对于佛教的态度,大略与东晋相同,统治阶级及一般文人学士也大都崇信佛教。宋诸帝中,文帝(424453)最重视佛教。他听到侍中何尚之等告以佛化有助于政教之说,即致意佛经,后来常和慧严、慧观等论究佛理。又先后令道猷、法瑗等申述道生的顿悟义。孝武帝(454464)也崇信佛教,尝造药王、新安两寺。先后令道猷、法瑶住新安,“使顿渐二悟义各有宗”并往新安听讲。孝武帝还信任僧人慧琳,使他参与政事,世人称为“黑衣宰相”。

肖齐帝室也崇信佛教,就中武帝(483493)子竟陵文宣王肖子良(460494),从事佛教教理讲论,著有《净住子净行法门》、《维摩义略》等。其平生所著宣扬佛教的文字,梁时集为十六帙,一百十六卷。并撰制经呗新声等。当时荆州名士刘虬(437495),研精佛理,曾述道生的顿悟成佛等义。又撰有《注法华经》、《注无量义经》,并对佛教立顿渐二教五时七阶的教判。子良曾作书招请他,共同讲论法义。

南朝佛教到梁武帝(502549)时达到全盛。武帝起初崇奉道教,即位的第三年(504四月八日,率僧俗二万人,在重云殿重阁,亲制文发愿,舍道归佛,对佛教表示信仰。建有爱敬、光宅、开善、同泰等诸大寺。所造佛像,有光宅寺的丈八弥陀铜像,爱敬寺的丈八旃檀像、铜像,同泰寺的十方佛银像等。所举办的斋会,有水陆大斋、盂兰盆斋等。又以僧旻等为家僧。还在四部(即比丘等四众)无遮大会中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由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回宫,这样充实了寺院的经济。

武帝还著有《大涅槃》、《大品》、《净名》、《大集》诸经的《疏记》及《问答》等数百卷。在重云殿、同泰寺讲说《涅槃》、《般若》。又命僧旻等编纂《众经要钞》八十八卷,智藏篡集众经义理为《义林》八十卷,宝唱抄撮经律中殊胜因缘为《经律异相》五十五卷,纂集佛教传来后僧俗叙述佛理的著作为《续法门论》七十余卷。

武帝并重视译事,天监二年(503)命扶南沙门曼陀罗(仙)、僧伽婆罗共同译经。著名的译师真谛从扶南应武帝的邀请而东来。他特别尊敬禅师宝志。任《十诵》名家法超为都邑僧正,并欲自为白衣僧正。又以律部繁广,命法超撰《出要律仪》十四卷,分发境内,通令照行。此外,武帝极力倡导《涅槃》等大乘经的断禁肉食,影响及于后世者很大,改变了汉代以来僧徒食三净肉的习惯。他并作有《断酒肉文》四首,严令僧徒遵守。

由于武帝笃好佛教,他的长子昭明太子肖统、第三子简文帝(550551)、第七子元帝(552554),也都好佛。但在这方面滋生的流弊,亦不一而足。不久即有侯景的事变,寺塔被毁,僧徒被杀,建康佛教顿告衰微。

此后陈代诸帝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仍多少效法梁武帝的成规。康旧有七百余寺,因侯景事变受到严重的破坏,到了陈代,多数修复。武帝(557559)曾设四部无遮大会,到大庄严寺舍身,由群臣表请还宫。他对于文学,据说曾“广流《大品》,尤敦三论”。嗣位后的文帝(560565),任宝琼为京邑大僧正,也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并舍身,招集僧众举行《法华》、《金光明》、《大通方广》、《虚空藏》等忏,并别制《愿辞》自称菩萨戒弟子。宣帝(569582)命国内初受戒的沙门一齐习律五年。后主(583588)也在太极殿设无遮大会舍身大赦。

南朝各代寺院、尼僧之数甚多。据传,宋代有寺院一千九百十三所,僧尼三万六千人。齐代有寺院二千零十五所,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梁代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后梁有寺院一百零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陈代有寺院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万二千人。

南朝历代的佛典翻译,相继不绝。这在刘宋的前半期,已相当发达;到了齐、梁二代,佛教虽更隆盛,而译事反有逊色;进入梁末陈初,由于真谛的伟绩,发展了南朝的译业。宋代从西土东来的译人,有罽宾的佛陀什、昙摩蜜多、求那跋摩,西域的畺良耶舍、伊叶波罗,印度的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罗等。中土的译人,有西凉的智严,凉州的宝云、沮渠京声,幽州黄龙的昙无竭(法勇)等。其中佛陀什于景平元年(423)七月来到建康,应道生、慧严诸僧之请,在龙光寺译出弥沙塞部的《五分律》三十卷。至此完成了汉地流行的四部广律(《十诵》、《四分》、《僧祇》、《五分》)的传译。

畺良耶舍于元嘉元年到建康,在钟山道林寺译出《观无量寿佛经》、《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各一卷。从而有利于净土教的传播。

求那跋摩(367431)于元嘉八年(431)到建康,在祇洹寺译出《菩萨善戒经》共三十品。为大乘戒法和瑜伽系学说传于南方的开始。他并补译了伊叶波罗传译未竟的《杂阿毗昙心论》后三卷,而完成全部十三卷。又有僧伽跋摩精于《杂阿毗昙心论》,于元嘉十年(433)到建康。既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比丘尼铁萨罗等到建康,满足十众,慧果等乃共请僧伽跋摩为师,为尼众受戒,同受者数百人。同年跋摩在长干寺重新翻译《杂阿毗昙心论》,到十二年(435)译完。为毗昙学和比丘尼戒的传持作出了业绩。

求那跋陀罗(394468)于元嘉十二年来广州,文帝迎请到建康,住在祇洹寺,既而译出《杂阿含经》五十卷,又在丹阳郡译出《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等。后来往荆州,又译出《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等,多数是弟子法勇传语。他所译《楞伽》、《胜鬘》均为后世所通行。

总计刘宋一代,中外译师共二十二人,所译出的经律、论及新旧失译诸经共有四百六十五部,七百十七卷。

其次,齐代外来的译人有印度的昙摩伽陀耶舍、求那毗地,西域的摩诃乘、僧伽跋陀罗、达摩摩提等。其中有几位是泛海而来的。如昙摩伽陀耶舍于建元三年(481)在广州朝亭寺译出《无量义经》一卷。僧伽跋陀罗于永明七年(489),在广州竹林寺译出南方所传《善见律毗婆沙》十八卷。僧伽跋陀罗于译出《善见律毗婆沙》之后,在七月十五僧自恣日,按照他以前诸律师的成法,在律藏上加记一点。那一年计算从上以来所下之点已有九百七十五点,即佛灭后已经九百七十五年,这就是所谓《众圣点记》(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一)。达摩摩提于永明八年(490)在建康的瓦官寺,译出《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后来编入《妙法莲华经》)等二部二卷。求那毗地于建元初(479)到建康,在毗耶离寺,译出其师僧伽斯那抄集的《百喻经》二卷。肖齐一代共二十四年,外来的译师七人,译出经、律共十二部三十三卷。

梁、陈二代的译师,有曼陀罗、僧伽婆罗和真谛等。曼陀罗于天监二年(503)和僧伽婆罗同译出《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法界体性无分别经》、《宝云经》。僧伽婆罗从天监五年(506)起,在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五处传译,到十七年(518),译出《孔雀王咒经》、《阿育王经》、《解脱道论》等十部。

到梁代末年,真谛(499569)从扶南带回许多梵本经论,于大同十二年(546)来到南海,经二年(548)入建康,武帝安置他在宝云殿,正想请他传译经论,遇到侯景的事变,没能著笔。于是辗转到了富春,才获得传译的机会。他于梁代在富春、建康、豫章、新吴、始新、南康等地,先后译出《无上依经》二卷、《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五卷)等经、论十一部二十四卷。后于陈代在豫章、临川、晋安、梁安、广州等地,又先后译出《解节经》、《律十二明了论》、《佛性论》、《摄大乘论》、《俱舍释论》等经、律、论、集三十八部一百十八卷,合计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真谛在中土一共二十三年,正当梁末陈初,战祸相续,流浪诸方,备尝艰苦,他的译典大率成于颠沛流离之间,而能留下许多重要典籍,实在是一位巨大的译人。所译无著的《摄大乘论》三卷和世亲的《论释》十五卷,对佛教义学的影响特大。从此南北摄论师辈出,从而开创了摄论学派。

梁代因对译经的重视,还连带编辑了三次众经目录:其一是《华林殿众经目录》,天监十四年(515)僧绍撰,其二是《众经目录》,天监十七年(518)宝唱撰,其三是《出三藏记集》,天监中(502519)僧祐撰。就中只《僧祐录》十五卷现存,成为较古而且较为完善的经录。

在梁代外来译师共有八人,译出的经、律、论及传记等,并新集失译诸经,共四十六部二百零一卷。陈代外来译师共有三人,译出的经、律、论及集传等共四十部一百三十三卷。

南朝的佛教有许多义学沙门,分别就《毗昙》、《成实》、诸律、三论、《涅槃》、《摄论》等从事专研弘传,而形成许多的学系,具备宗派的雏形。最著的有以下几种:

一、毗昙师  这是专研并弘传有部诸论的一派。所谓“毗昙”,原来包含迦旃延子的《八犍度论》和《毗婆沙论》等在内,但当时学者所弘传,主要是法救的《杂阿毗昙心论》(简称《杂心论》)。这一时期的毗昙师,在宋代有法业、慧定、昙斌等,齐代有僧渊、僧慧、慧基等,梁代有道乘、僧韶、慧集、智藏等,陈代有慧弼等。其中梁建康招提寺慧集(456515)为南朝最著名的毗昙学家。前此所研习的毗昙,多半是《杂心》,到了慧集,才于《杂心》之外广究《八犍度》、《毗婆沙》等,所以唯毗昙一部,独步当时,每一开讲,学者都到千人,一代名僧僧旻、法云也列席听讲,所撰《毗昙大义疏》十余万言行世。

二、成实师  在宋代有僧导、僧威、道猛等,齐代有僧钟、僧柔、慧次等,梁代有僧旻、法云、智藏等,陈代有法假、慧布等,皆敷扬《成实论》不绝。这一学派兴起于齐,至梁而极盛,陈末才渐次衰微。原由列席罗什《成实》译场的僧导和其同门的僧嵩的传播,分别成为两大系统。僧导初在关中著《成实》、三论的义疏等,后来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立东山寺,讲说经论。当时有名的成实师,要推道猛(411475)。道猛本是西凉州人,少游燕赵,后来在寿春(当时僧导在其地)精研《成实》,时称独步。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到建康,先后在东安、兴皇二寺开讲《成实》。道猛的弟子有道慧(451481),当道猛讲《成实》时,张融反复辩难,道慧代答,竟把张融折服。齐代名宿僧柔(431494)、慧次(434490),于永明七年(489)应萧子良之请,在普弘寺轮讲《成实》,并就论文删繁存要,称为《略成实论》九卷。子良即写百部流通,并令周颙作序。梁代的三大法师法云(467529)、僧旻(467527)、智藏(458522)早年也分别就僧柔、慧次受成实学,后来盛弘《成实》。

三、三论师  三论学的兴起,始于梁代的僧朗。僧朗,辽东人,初入关内习学罗什、僧肇的教义,后到建康,住在钟山草堂寺,遇周颙,授以此义,周颙因著《三宗论》。既而移住摄山栖霞寺,开讲《华严》及三论,后人称为摄山大师。天监十一年(512)梁武帝遣中寺僧怀、灵根寺慧令等十人入山,谘受三论大义,内中只僧诠习学最有成就。僧诠后住摄山止观寺,盛弘三论,称为新说,而以在其前者为关河旧说。其门下有兴皇寺法朗、长干寺智辩、禅众寺慧勇、栖霞寺慧布四人,都长于三论。但继承僧诠的学统的是法朗。法朗(507581),初从宝志、彖律师靖公等受禅、律、《成实》、《毗昙》,从僧诠受《智度》、三论、《华严》、《大品》等。陈永定二年(558)应武帝请,入建康住兴皇寺,自后二十余年,继续讲四论及《华严》、《大品》等。尝承僧诠所说,作《中论疏》(今不传),其说散见于吉藏的著述中。弟子知名的有罗云等二十五人,分布于长江上下乃至关中各地。后至隋代的嘉祥吉藏而形成宗派。

四、摄论师  主要是传习真谛的摄论之学。真谛的讲译,原以《摄大乘论》为宗,讲说之外,并撰述《九识义记》二卷,《解节经疏》四卷等,助成论义而成一家之言。其弟子中传承其学的,有智(一作慧)恺、法泰、曹毗、道尼四人。智恺(518568),擅长文学,曾和真谛对翻《摄论》,笔受论文并作疏,七个月便成,共二十五卷。后对翻《俱舍》,亦十个月即了,论文及疏共八十三卷。曹毗是智恺的叔父,智恺带他到南方,为真谛菩萨戒弟子,受摄论学。晚年住在江都综习前业,常讲诸论,听众多半是知名之士,弟子有僧荣、法侃等。法泰是继承真谛《摄论》学统的。他先住在建康的定林寺,在梁代已经知名,后到广州,入真谛门,笔受文义,差不多二十年,并撰义记。道尼本住九江,曾听智恺讲《摄论》,并亲受真谛摄论之学,海内知名。后在隋开皇十年(590),应请入长安敷讲,以后南地不复有《摄论》的讲主。

五、十诵律师    东晋时,卑摩罗叉校改《十诵》后,曾在江陵的辛寺开讲,《十诵》之学自此大兴。宋、齐、梁间弘传此学的有僧业、僧璩、昙斌、慧询、慧猷、法颖、僧隐、超度、智称、僧璩、法超、道禅、昙瑗、智文、道成等。其中僧业(367441),从罗什受业,专习《十诵》,厘定戒本与广律不同的译语,罗什赞叹为后世的优波离。既而避地建康,和他的弟子慧光等相继在吴中讲说。慧询亦从罗什受业,尤长于《十诵》、《僧祇》,后回到广陵、建康弘讲。慧猷住江陵辛寺,专修律典,深通《十诵》,讲说不断。南方的律学差不多局限于《十诵》一律,到齐、梁间由智称弘扬,遂极一时之盛。智称(430501),世居京口,出家后,专修律部,尤精《十诵》。后在普弘寺开讲《十诵》,并著有《十诵义记》八卷,盛行于齐、梁二代。僧祇(445518)是南朝有名的律师,出家后,受业于律学名匠法颖,竭虑钻求,精通律部。永明年中(483493),奉命到吴中试简五众,并宣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著有《十诵义记》十卷。法超,是智称的弟子,曾摘录律部要文成《出要律仪》十四卷。昙瑗、智文有名于陈代。昙瑗著有《十诵疏》十卷、《戒本疏》、《羯磨疏》各二卷等。智文平生讲《十诵》八十五遍,大小乘《戒心》、《羯磨》等二十余遍,著有《律义疏》、《羯磨疏》、《菩萨戒疏》等。

六、涅槃师  主要研习弘传凉译《大般涅槃经》。其先,法显译出六卷本《大般泥洹经》,说一阐提无有佛性。龙光道生(?—434)剖析认为阐提也是含生之类,何得独无佛性?但经本传来未尽而已;于是唱“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之说。为旧学僧徒所摈斥。于是入吴中虎丘山,住龙光寺,又入庐山。后来凉译《涅槃》传到南方,经中果有阐提皆有佛性之说,证明其主张不虚。他说阐提成佛义外,还有顿悟(顿悟成佛)义,论文已佚。其后,龙光沙门宝林,祖述道生诸义,著《涅槃记》。弟子法宝更继其后,著《金刚后心论》等,涅槃之学渐盛。另外,凉译《涅槃》传到建康时,慧观、慧严及谢灵运等曾依据法显译本加以修订,成为南本《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慧观更立二教五时的教判,以《涅槃》为第五时常住教,也就是把它看成如来说法的归结。又著《渐悟论》。同时罗什的弟子昙无成著《明渐论》。又谢灵运著《辨宗论》,主张顿悟。其余的涅槃学者,宋代有慧静等,齐、梁二代有僧慧、宝亮及梁三大法师等。慧静著有《涅槃义记》,他的弟子法瑶,住吴兴武康小山寺,主张渐悟。后应请入建康,和主张顿悟的道猷一同住在新安寺,著有《涅槃》、《法华》、《大品》、《胜鬘》等经及《百论》的疏释。法瑶的后辈,有建康太昌寺僧宗,后来又受业于昙斌、昙济,昙斌曾问学于法瑶。

僧宗为涅槃名师,讲说将近百遍。其时宝亮(444509),尤为齐、梁间重要的涅槃学者。他少年出家,师事义学名僧道明,又到建康,先后住中兴寺、灵味寺,盛讲经论,共讲《涅槃经》八十四遍,其他经论多遍。天监八年(509)梁武帝命他撰《涅槃义疏》,他于是捃摭诸家的学说,总为七十一卷。宝亮的弟子,有僧迁、法云,听讲者有智藏、僧旻,所以梁三大法师也都是涅槃学者。就中智藏曾讲涅槃,并著义疏。僧旻和智藏的弟子慧韶,于成都法席率听众讽诵《涅槃》。法云的弟子宝海也奉武帝命论佛性义。此外会稽嘉祥寺慧皎(497554),著有《涅槃义疏》十卷。后梁荆州大僧正僧迁(?—573),讲《涅槃》等十八部经各数十遍,并都著有义疏。陈代名僧宝琼(504584),讲《涅槃》三十遍,著疏十七卷。

总起来说,南朝的佛教义学,在宋、齐二代,先是《涅槃》代《般若》而兴,到梁代而极盛。同时三论渐见推行,和《成实》各立门户。到了陈代,武帝、文帝、宣帝均推重三论,《成实》遂不复与三论抗衡。另有《华严》,从宋初的法业以后一直到梁代,几乎无人研习,到梁代以后而渐盛,南地三论学者僧朗、僧诠、法朗等,大都兼习《华严》。由此南朝学派虽甚繁衍,而其间盛衰更迭,亦极多变化。

宋初,沙门慧琳,作《黑白论》(又名《均善论》),论儒佛的异同,而和佛理甚相违反,为众僧所摈斥,但何承天却加激赏,把此论送给宗炳评判。宗炳复书,破斥慧琳的异见,遂和承天往复辩难。他更作《明佛论》(又名《神不灭论》),唱导“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之说。承天作《达性论》反对说:“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颜延之又作《释达性论》,说“神理存没,傥异于枯荄变谢。”如是往复论辩达三次。其主要争点都是神灭、不灭义。到了齐末,又有范缜,作《神灭论》,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之于质,犹利之于刃”;“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萧琛、曹思文、沈约等和缜往复论难,力主神不灭。后来梁武帝即位,命当代硕学答复范论,当时作答者六十五人,都迎合武帝的意旨,主张神不灭。这是南朝儒佛神灭不灭的论争。

宋末,道士顾欢,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毁,于是作《夷夏论》以会通二教,但力持华戎之辩,意在抑佛而扬道。明僧绍作《正二教论》、谢镇之作《折夷夏论》、朱昭之作《难夷夏论》,朱广之作《谘夷夏论》、释慧通作《驳夷夏论》、释慧敏作《戎华论》加以驳斥。后来刘虬却以为道家的虚无与佛家的修空一揆(见《无量义经序》);同时司徒中郎张融作《门律》,也以为道家与佛家并无二致,而以道为主,以示汝南周颙,颙复书加以非难,说般若所观法性与老子所说虚无其为寂然不动虽同,而其义旨却大有差别。也往复论辩了几次。在这时期,还有道士托名张融,作《三破论》,丑诋佛教,说它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佛教“不施中国,本止西域”,依然不出《夷夏论》的范围。刘勰又作《灭惑论》、僧顺又作《析三破论》、玄光又作《辩惑论》来反驳。这是南朝佛教和外界的论争。

南朝佛教一般偏尚玄谈义理,所谓“江东佛法,弘重义门”(《续高僧传》卷十七《慧思传》)。又“佛化虽隆,多游辩慧”(同上卷二十《习禅篇》)。在实修方面,只是宋初曾一度有盛传禅法的风气,其流行的区域为建康、江陵及蜀郡。沙门以专习禅法知名的,有僧印(见《名僧传抄》)、净度、僧从、法成、慧览、法期、道法、普恒(均见《续高僧传》),就中慧览(?—464),即和北地著名的禅师玄高同以“寂观”为世所称,后游西域,从罽宾达摩比丘谘受禅要,回国后在蜀、建康以传授禅法著名。宋末以后,禅法即衰,只齐、梁间,有宝志(?—514)以修习禅业,受到梁武帝的崇敬。他圆寂后,令葬于钟山独龙埠,并在墓侧立开善寺。后世称为志公。世传他作有《十四科颂》、《十二时颂》、《大乘赞》等(见《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但以上内容似都不外乎唐以后的禅家思想。和宝志同时有傅翕(?—569),义乌人,日间佣作,夜间修禅。梁武帝请他到建康,世称为傅大士,著有《心王铭》(载《传灯录》卷三十,一说后世的伪作)。

其次,这时传戒持斋等佛事渐兴,据传“求那跋摩,于南林寺立戒坛,为僧尼受戒,为震旦戒坛之始”(见《佛祖统纪》卷三十六《法运通塞志》)。在家菩萨戒的授受,这时也已经流行。此外还有诵经、设斋、礼忏、立寺、造像、转读(梵呗)、唱导(宣唱)等佛事活动。齐梁之间,还流行月六斋(六斋日)、八王斋、岁三长斋(三长斋月)等。

佛典翻译文学到了这一时期,对于一般文学的影响更大,运用佛典的理趣、风格及故实入诗文的作家比前代亦更多。在诗的方面,宋代有谢灵运、颜延之,齐代有沈约、王融,梁代有武帝、昭明太子、简文帝、阮孝绪,陈代有江总、徐陵等。特别是谢灵运,是一位杰出的佛教诗人,所作有《佛影铭》、《祇洹像赞》、《无量寿颂》、《维摩诘经中十譬赞》等。沙门智恺、智藏也是佛教诗人。在文的方面,宋代有宗炳、颜延之,齐代有明僧绍、周颙、沈约,梁代有江淹、刘勰,陈代有姚察、江总、徐陵等。这时期的佛教文学作品,多数是说理的论文,而尤以宗炳的《明佛论》、周颙的《三宗论》最为世所称。刘勰(后来出家,改名慧地)的文学造诣很深并长于佛理,当时京师寺塔及名僧的碑志大都请他制作。

南朝佛教建筑方面,各代帝室所造寺塔甚多,王臣达官及文人学士乃至民间清信士女,也靡然从风,于是梵宫琳宇遍布江东,而以梁武帝所造为最多,也最奢丽。特别是同泰寺,“楼阁殿台,房廊绮饰,凌云九级,俪魏永宁”(《历代三宝纪》卷十一)。其次,大爱敬寺,“经营彫丽,奄若天宫”(《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大智度寺,“殿堂宏壮,宝塔七层”(同上)。此外,皇基、光宅、开善,也都是著名的大寺。

造像在南朝也很盛。宋武帝造有无量寿金像。明帝造有丈四金像及行像八部鬼神。此外,丈六、丈八铜像的制造甚多,小金像也多有铸造,塑像、旃檀像更为普通,而以戴颙所造为最精妙。齐武帝时,石匠雷卑造瑞石释迦像,镌琢极巧。萧嶷、萧子良并造像甚多。明帝也造有千躯金像。梁武帝造有光宅、爱敬、同泰诸寺的丈六弥陀铜像等,简文帝也仿造印度祇园精舍的旃檀像,并造有高约一、二寸的千佛像。陈文帝造有等身檀像十二躯,金铜像百万躯,宣帝造有金铜像等二万躯。此外名僧及信众所造,不胜枚举。在这时期,外国的造像也输入不少。齐代有扶南国所送金缕龙王像、白檀像等。梁代有从天竺请来的优填王所造旃檀佛像及扶南国所送珊瑚佛像、旃檀瑞像,盘盘、丹丹两国所送牙像,于田所送玉佛等。

佛画在南朝也很盛,著名的作品,宋代有陆探微的灵台寺瑾统像,陆绥的立释迦像,顾宝光的天竺僧像,宗炳的惠持师像,袁倩的维摩诘变相图。齐代有姚昙度的白马寺宝台样,毛惠秀的释迦十弟子图。梁代有萧绎(元帝)的文殊像,张僧繇卢舍那佛像,行道天王像、维摩诘像,张差果的悉达太子纳妃图,灵嘉寺塔样,张儒童的楞伽会图、宝积经变相图,聂松的支道林像,解倩的五天人样、九子魔图。这时期外国沙门中擅长佛画的,有著名的译人求那跋摩。他曾在始兴灵鹫山寺的宝月殿北壁上,绘出了罗云像及定光、儒童布发之形(《高僧传》卷三本传)。此外有吉底俱、摩罗菩提、迦佛陀等。南朝的佛画作家,以张僧繇为最。僧繇,吴人,以丹青驰誉于梁天监中,武帝所建佛院寺塔,大都令他作画。当时由郝骞等的西行和迦佛陀等的东来,曾把印度阴影法的新壁画介绍到中土。僧繇所画建康一乘寺的扁额,就是活用这种手法的新佛画。又南朝限于天然地形环境,凿窟造像之风远不及北朝之盛,只摄山(栖霞山,在今南京东北约四十里)的断崖上,有齐、梁间所开凿的许多石窟、石佛,盛称于世。

 

(黄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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