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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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佛教
作者:黄忏华    文章来源:本站整理    点击数:5539    更新时间:2007-2-9

        后汉佛教,是佛教流行于中国最早的一个阶段。佛教最初传入汉土,年代确实已难稽考。但古来佛教徒间流传着汉明求法、佛教初传的史话,同时也传说汉明之前佛教即已传入,两说各自发展。最后,汉明求法说颇为一般佛教徒所乐道,而汉明以前传来说也愈推愈远。现在分别述之如次:

      (1)汉明帝以前佛教传来说,依据文献流行的次第,可举出十种:

        其一,曹魏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见《三国志.魏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其后《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魏书.释老志》等也引用此文,而略有出入。如《魏书》作博士秦景宪。唐法琳《辩正论》又作秦景至月氏,其王令太子口授浮屠经,有类赵宋董逌《广川画跋》卷二所引《晋中经》之说。

        其二,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 年)习凿齿与道安书说:“自大教东流,四百余年矣。”其后王谧答桓玄书也说:“大法宣流为日谅久,年逾四百,历代有三。”又刘宋宗炳《明佛论》说:“刘向《列仙(传)叙》七十四人在佛经”;《世说新语.文学篇》刘注也依据《列仙传》说:“如此即汉成、哀之间(公元前 32—1)已有经矣。”这些皆是泛指西汉末年而言。

         其三,宗炳又说“东方朔对汉武劫烧之说”,好象汉武时(公元前 140—87 年)已经知道和佛教有关的劫灰说。

        其四,宗炳又说,伯益述《山海经》有天毒国(即天竺)偎人而爱人一语,当于如来大慈之训,似乎佛教已闻于三五(三皇五帝)之世。

        其五,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除引用伊存授经一说外,还依《汉武故事》(刘宋王俭托名班固撰)说,汉武元狩中(公元前 122—117 年),遣霍去病讨匈奴,获得休屠王的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为佛道流通之渐。

        其六,上述《释老志》还依《史记.大宛传》说,张骞使大夏还(公元前 126年),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其七,梁萧绮辑本王嘉《拾遗记》说,战国燕昭王七年(公元前 317 年),沐胥国(即身毒)有道人尸罗来朝,荷锡持瓶,沐胥国五年,乃达燕都。

        其八,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一载,秦始皇时(即元前 218 年)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唐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也有此说,并谓出于道安、朱士行等《经录》。

        其九,唐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中又据《周书异记》说,周昭王二十四年(公元前 1029 年)甲寅,发生水泛、地动、天色变异等象,太史苏由说有圣人生于西方,故现此瑞,而以此为佛诞年代。北齐僧统法上曾沿此说以答高丽使者,后来更为一般佛徒所习用。

       其十,唐道宣《广弘明集.归正篇》引用《列子.仲尼篇》说,丘闻西方有圣人,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荡荡乎无能名等语,断言“孔子(公元前 551—429 年)深知佛为大圣”。

         以上诸说,基本上是以佛教初传于汉代为主;但除伊存授经一说外,大多数由于和道教对抗,互竞教兴的先后,遂乃将佛教东传的年代愈推愈远,所有引据大都是虚构和臆测的。

      (2)汉明帝永平十年(67 年)佛教传来说。一般略谓:永平十年(64 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 、秦??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十年(67 年)蔡愔 等于大月氏国?錾趁佩纫赌μ?竺法兰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于是摩腾共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传说,从西晋以来就流传于佛教徒间(石赵时王度疏中就有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话),但关于它的具体情况随时有不同的说法。其一,关于汉明求法的年代,西晋惠帝时(290—300 年)道士王浮所伪作的《老子化胡经》作七年感梦遣使,十八年(75 年)使还(文见《广弘明集》所载《笑道篇》转引)。《广弘明集》所载的伪作《汉法本内传》作三年(60 年)感梦遣使。此外各家大都不记年代。又隋费长房所撰的《历代三宝记》作七年感梦遣使。唐靖迈的《古今译经图纪》更调整作三年感梦,七年遣使,十年使还。最后元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又改作四年感梦,七年使还。其二,关于汉明帝所遣使者,《化胡经》作张骞等,《出三藏记集》所载《四十二章经序》及《弘明集》所收《理惑论》作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理惑论》作中郎)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法苑珠林》所引南齐王琰的《冥祥记》作使者蔡愔.此外或无使者名字,或作张骞、秦景,或作蔡愔  、秦景,或作秦景、王遵。其三,关于佛典的传译,《化胡经》说“写经六十万五千言”,《四十二章经序》及《理惑论》只说明帝遣使到月氏,写取佛经四十二章,译事及译人都没有说到。《冥祥记》也只说写致经像。《出三藏记集.新集经论录》才说“于月支国遇沙门摄摩腾,译写此经(《四十二章经》)”,未说到竺法兰。《高僧传》说有摩腾译《四十二章经》,又说此经是竺法兰所译。《魏书.释老志》虽然把腾、兰结合起来成同时来汉地,然而只说“得《四十二章》”,未说到译事。到《历代三宝记》才具体说腾、兰共译《四十二章经》,为后来传说的张本。关于汉明求法事既有以上种种异说,所以现代佛教史家怀疑到汉明是不是有求法一事,摩腾、法兰是不是实有其人?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争论,未能决定。

        其次,一般以《四十二章经》为中土佛教最初的译籍。又以《理惑论》为中土佛家最初的论著。然而《四十二章经》是不是汉代所译,是译本还是抄本?《理惑论》是不是汉代所撰,撰者是不是牟融?也都在佛教史家聚讼之中,没有得到定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 年),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等。由此译事渐盛,法事也渐兴。

        后汉末期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安世高来华的年代,后于明帝永平年间大约九十年。他从桓帝建和二年(148 年)到灵帝建宁四年(171 年)的二十余年间,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和《百六十品经》等。

         世高所译经典,《出三藏记集》根据《安录》作三十五部,《高僧传》作三十九部。后来《历代三宝记》把世高所译增加到一百七十六部,《开元释教录》加以删削仍然有九十五部,而且《三宝记》著录菩萨乘的经典很多,均不足置信。

         世高是精通阿毗昙学和禅经的学者,因此,所译经典以关于禅法的典籍为主,间及阿毗昙学。如《大、小十二门》、《修行道地》、《五十校记》,都是禅经(《五十校记》因一名《明度五十校记》,后人误编入《大集经》中,实与《大集》无关),而《大、小安般守意》尤其次是中土最初盛传的禅法。关于阿毗昙学的译籍,《出三藏记集》著录《五法经》、《阿毗昙五法经》,其实是一种,说明声闻乘五位即色、意(心)、所念(心所)、别离意行(不相应行)及无为的。又著录《阿毗昙九十八结经》,是解释见惑十使、思惑八十八使的(依道安说,此书还不能确定是世高所译或所撰)。其他典籍大都是《四阿含》中一部分的异译。

        有人说中国南方佛教的传播是由于世高避关洛的扰乱前往江南,确否虽不容易判知,然而依康僧会的《安般守意经序》说,世高的禅学和他的译籍早已弘布于南方,却是事实。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于桓帝末年(《高僧传》作灵帝时)来到洛阳,不久就通华言,在灵帝光和(178 年)、中平间(184 年)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这些译典都系菩萨乘,即后世所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中一部分的异译,其最重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实系《般若经》的第一译,为中土般若学的嚆矢。《般舟》、《首楞严》都是菩萨乘禅经。

        和安世高、支谶两大译师同时的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详等人,也都各有传译。竺佛朔(一作竺朔佛),以灵帝(一作桓帝)时携带《道行般若经》梵本来到洛阳,在熹平元年(172 年,一作光和二年 179 年)把它译成汉文,光和二年又译出《般舟三昧经》。佛朔执梵本宣译时,先来汉地通晓华言的支谶替他传语,所以《道行》事实上的译人是支谶;《般舟》的传译也是同样;孟福、张莲两人笔受。

        安玄是优婆塞,来中国的年代比安世高稍后,在灵帝时游贾洛阳,渐通华言,常和沙门讲论道义,以光和四年(181 年)和中土沙门严佛调共译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法镜经》是《郁伽长者经》的旧本,系菩萨乘经。

        支曜、康孟详都在灵、献二帝间来到洛阳。支曜在灵帝中平中(184—189 年)译出《成具光明经》(一作《成具光明定意经》)。康孟详在献帝建安中(196—219 年)译出《中本起经》(一作《太子中本起经》)。依《高僧传.支谶传》载,此时还有康巨、竺大力等人,也都各有传译。

         除上述西域译人之外,汉土沙门严佛调也是杰出的参与译事的人。佛调亲受教于安世高,《出三藏记集》著录他撰有《十慧》一卷,下注“或云《沙弥十慧章句序》,佛调虽然曾经参与世高的讲次,《十慧》却没有深闻,所以发愤作《十慧》章句。谢敷的《安般守意经序》有“建《十慧》以入微"一语。又《安般守意经》中有所谓“十黠”即数息、相随、止、观、还、静、四谛,“十慧”似即“十黠”的异译,而《十慧章句》是敷陈世高安般法门之作。《历代三宝记》说他另译经七部,不可信。

        综合以上所述,可知后汉末大约七十年间,凡译出有禅经、阿毗昙学、初期菩萨乘经及释迦牟尼佛传等。

        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批评者常用“文”、“质”两个字作译文的评语。安世高、支谶和他们同时期的译人大率用质朴的直译,例如《出三藏记集》说世高的译本“直而不野”。道安对世高是推崇备至的,也说他“音近雅质,敦兮若朴,或变为文,或因质不饰”(《道地经序》);“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大十二门经序》)。其次《出三藏记集》说支谶的译本“了不加饰”;《合首楞严经记》也说他“贵尚实中,不存文饰”,又说“谶所译者,辞质多胡音”。《出三藏记集》又说竺佛朔的译本弃文存质”,《道行经序》也说他“了不加饰”。又《高僧传.支谶传》说支曜、康巨的译本“并言直达旨,不加润饰”。然而后汉末的译业到康孟详就有了进步,他的译本文辞相当雅驯,译笔也颇流利,所以道安说“孟详出经,奕奕流便,足腾玄趣”。

         后汉末期汉地对于佛教的信奉,首先是宫廷的奉佛。由于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技已受到皇室崇奉,佛教初传入汉土,适逢其会,一方面它的教理被认为“清虚无为”,可和黄老之学并论;一方面“佛”被认为不过是一种大神。而且中土初传佛教的斋忏等仪式,效法祠祀,也为汉代帝王所好尚。如《后汉纪》有关于楚王英的记载说:“英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喜黄老,修浮屠祠。”明帝永平八年(65 年)诏令天下死罪可以纳缣请赎,楚王英奉送缣帛以赎愆罪,明帝答诏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有何嫌惧而赎其罪?”可见佛教在当时只当作祠祀的一种。到了桓帝时,更在宫禁中铸黄金浮图(浮屠)、老子像,亲自在濯龙宫中设华盖的座位,用郊天的音乐奉事他。如《后汉书.四域传》说:“楚王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又延熹七年(641 年),襄楷上书,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等语。这都可说明后汉末宫廷奉佛的情况。

        其次,一般社会的奉佛,有文献可证的:

         一、汉人出家之始:汉人由信佛而出家修道的,如赞宁《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题下,有“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等语。按刘峻等出家事出《汉法本内传》。《内传》伪书,不足置信。可是《高僧传.佛图澄传》中,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等语,似乎其时已经有汉人出家,然后才有此项禁令。而汉人出家为沙门见于载籍的,是从严佛调开始,如《出三藏记集.安玄传》中称“沙门严佛调”,又说他“出家修道”;《出三藏记集》又转载《沙弥十慧章句序》,下题“严阿祇黎(即阿奢黎)浮调所造”。然而《释氏稽古略》说,在佛调以后八、九十年的朱士行,是汉土最初为沙门的;《历代三宝记》也称佛调为清信士。这大概是因为从汉代以来,虽然佛法已经流行,但道风未纯,比丘出家只以剪落须发作区别,未禀律仪;到魏嘉平二年(249 年),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法时)来到洛阳,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中土才有正式的沙门,而登坛受戒的朱士行为最早,因此把他作为中土沙门之始。

        二、民间建寺造像之始:《后汉书.西域传》中叙述桓帝奉佛之后说,“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可见当时民间的奉佛也由少数而逐渐增多;但其具体情况,只笮融奉佛一事见于现存的文献。据《后汉书?陶谦传》和《吴志?刘繇传》说:献帝时,丹阳人笮融聚众数百人,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漕。融于是断三郡的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余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又依《出三藏记集》所载《般舟三昧经记》载,说明献帝时洛阳也有佛寺。从《吴志.刘繇传》所述笮融事看起来,后汉末民间的奉佛,有其种种原因,这和宫廷中只以求长寿祈福为目的者有所不同。

(黄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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